“后来你就遇到了矢部先生？”藤川问我。
我们站在山坡半腰的一小片平地上,远处静静涌动的漆黑大海,上面浮着点点船灯；近处包裹在明亮灯光中的热闹祭典,每年一度的狂欢还没有结束，这一切被我们尽收眼底。
夜风从海上带来了咸腥湿润的潮水味道,银白月光下的树影斑驳摇曳。这一切都是这样美,就仿佛一场短暂虚幻的梦，我们聚集在这里，讲述所谓的故事和秘密，然后告别分离，从此天各一方。
这一切的结局,在我对藤川讲出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已经残酷地注定。
“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诚实地回答她。
我忽然有些后悔用私裁描述我的这段故事。并非不痛，肆无忌惮地虚构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置身其中，被迫从被局限的视角出发，猜忌，惶恐，不安，仿佛被布条蒙住双眼，被看不见的锁链钳住双腿，每走一步都障碍重重，每接近一处真相都小心翼翼。
但到最后，读者相继出现，原本的私白变成一幕做作的表演。我拒绝这样，却还是不得不自揭伤疤，将那些让我无比羞愧的事实全盘托出，却换不得任何理解或怜悯。
我别无选择。在之前的叙述中，我已经选择性地向藤川隐瞒了许多细节。比如我的梦，比如我的幻觉。
“抱歉，柳生君，其实我没怎么听懂。”我所看到的藤川很直接，也很诚实。
“我才是该说抱歉的那个。”我是真的感觉到了歉意：“但别介意，现在开始说的那些，才是重点。”
我简直就像一个大言不惭要完成一幅万片拼图的无知许，临到头却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退却，所以只好象征性地从一大堆花色中挑出最显眼的边框，迅速连成一圈，骄傲地宣布：“看，至少我知道它有多大！”
自欺欺人，是多么可笑又可悲。
那个下午，我躲过了与藤川的见面，却在回去的途中意外地碰见了正在花园里散步的矢部先生。老人家孤独地坐在长椅上，身边并没有护士陪着。
健康的人通常不喜欢医院。他们不喜欢病人苍白的脸，夹杂着麻木或惊恐的神情，消毒水的气味，甚至护士的鞋跟踩在地砖上的嗒嗒声。而真正的病人，比如我眼前的这位矢部先生，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光看他的眼神我就该知道，他一定也很透了这里。
他恨这柔软的蓝白条纹才服，恨自己使不出力的双腿，恨早春充满生命希望的阳光，也恨周围那些有着家人陪伴的病友——在阳光下其乐融融与亲人聊天的老人，或是撒开步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的孩子。
这是他打心底里羡慕，却无法拥有的。
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然后我们两个同时认出了对方。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在麻生一家还是我邻居的小时候，矢部先生，以及他的太太，偶尔会在节日里被邀请去探望他们。我记得他是个精神的老者，头发花白，穿深灰色的正装，邻口系到最高，不苟言笑，看起来气宇轩昂。
和我的外公——那个生活在横须贺，酷爱在港口码头钓鱼，夏天总穿着花衬衫乐呵呵地冲我们微笑的快乐老头截然不同。
“矢部先生是东京都的议员。”我听见妈妈悄悄对爸爸说：“我在新闻里见过他。”
而现在，前议员先生就坐在那里，原本的威严已经被时间消磨干净，剩下的只有一具消瘦的空壳。褪去所有曾经的釜和光环，他终于到了能被称作糟老头的时代，不再有闪光灯或政治伙伴包围他，甚至连原先的政敌，大概都已经将他遗忘。
“柳生君。”他皱着眉头，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离上一回见面已经至少有七八年工夫，和矢部先生简单的越变越老不同，我由国小生变成了高校生，个子高了，五官也逐渐长开，就连有时候我自己翻看过去的相册，都会认为这不是一个人。但他偏偏一眼认出了我。
尤其当他念到“柳生”这几个音节时，我忽然感到没来由的害怕，虽然他语气平平，并没有任何波澜。
我不得不再次中断自己的叙述。而藤川似乎也已经对我三番五次的欲言又止习以为常，只是耐心地沉默着，一点也没有流露出着急。她的体贴让我感动，但还是不得不鼓起勇气挣脱犹豫和挣扎。即使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讲述接下去的一切，那些打破了了十七年来价值观的真相。
是的，我只有十七岁，还处在所谓的理想年代，曾经相信真实相信正义，以为光与暗的界限尤为鲜明，却没料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卷入了那桩不光彩的往事。
远处的大海仍在月色下翻滚，闪烁着的碎光仿佛海怪的鳞片，慢悠悠地张开，但在风吹过时又‘呜’得一声齐刷刷收紧。船灯在海面上织出一张巨网，连接着岸上的灯光，从海面路过沙滩与祭典，再一路攀爬上山坡，就好像海怪的脚印。
这让我想起了曾在幸村家见过的他的画。和保存在学校画室里的那些不同，幸村不轻易向外人展示的私人作品里没有盛开的鲜花，斑驳的树影，死板的静物，认识或不认识的微笑人像，而是充满令人不安的压抑和惶恐。比如漆黑无边的大海，满是窟窿的岩壁，被锁链缠绕的竹林，沙地上□的足踝，还有手捂住脸，像是在尖叫或哭泣的黑衣怪人。
有些是瑰丽的油画，有些则只是简单的线稿，像是匆忙画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