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知这些人是什么德行，张韬当然想好了对策，当初看似妥协他答应让前明的士绅们在世时还保留不纳粮的特权，不少人对此还额手相庆，认为他张韬也有服软的时候，后来看了商税办法之后才知道，人家只是答应不收农税，但是商业上一视同仁都要缴纳税款，而且这税不是按年头缴纳，是按月来计算，这年头的豪门望族哪个不是找代理人给自己开办些买卖，谁家没有点产业，更有甚者利用地方上的潜规则搞起了垄断经营。可现在好日子到头了，收不上农税没有火耗的地方官只能靠商税来刷政绩，就算某些铺面是某某大人物的产业又怎么样，新法规定了你要交纳的数额，只要敢不交，他就能封店。这不仅促进了地方官与地方势力的对立，同时也让那些打算压低粮价让农民破产的家伙直接打了退堂鼓。家里没工商业的人还好说，只当是看热闹了。可那些经营着店铺或是作坊的人则头痛无比，详细的税制导致他们的利润直线下降，更是对那些五花八门的新名词搞得晕头转向，什么增值税、定额税、消费税……总之能让最优秀的账房先生都为之郁结，他们唯一能搞清楚的就是以后做生意都要交税。大一点的坐商要缴营业税，走街串巷的要缴定额税，你的利润中有增值税，每件商品还附含着消费税。更要命的是的这里的税银也是要收火耗的，你要是不想掏就要付银币，如果没有那就只有将粮食卖给军队了。
这下那些囤积着粮食的地主们没辙了，只要他名下有工商产业，就不能让粮食的价格继续暴跌，他们还指望能多卖点银币出来，否则卖粮的钱不够补贴商业的。可也不能过分的加价，人为制造粮荒，因为军队手中现在掌握着海量的粮食储备，随时能抛售打压粮价。在这番连环计之下，已经有人在私底下对新朝喊出了万税万税万万税……但是真正的商人很快就发现，虽然税种繁多，可每样收取的数额不仅有据可查还不影响自己扩大经营，细分之下就能发现新朝在税务上的高明之处，看似什么都要交税，但是每样交的都不多，完全不比前朝多。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除了某些行会的会员，以及京城大佬名下的产业之外，明朝的商业税看似极低，但却经常要被朝廷白吃白拿，小门小户没有背景后台的，一旦被强迫当皇差，则离破产也就不远了，明朝中后期看似繁荣的市场之下，其实和土地情况一样，那些掌握着市场与垄断经营的托拉斯们，其实一点钱都没上缴国库，每年的商税都靠盘剥中小商人来完成。你说大明朝能不被自己饿死吗？现在没有这种顾虑了，农业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靠粮食来稳定物价，这一点放在后世也一样，虽然此时的人不明白cpi是什么，但也能理解朝廷花大力气掌控粮食的意义。只有食品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稳定价位，才能彻底解放老百姓的腰包并促进消费。这个道理放在后世谁都懂，放在这个时空就显得高深莫测。于是那些前一段时间还打算串联遏制新政的家伙们，郁闷的发现自己已经被人算计的毫无胜利的可能性。如果放弃工商业就等于放弃自己最大的财富来源，如果不放弃就要规规矩矩的和人竞争，哪怕是曾经势力强大行会，有盐商的例子在前边摆着，谁能对抗整个国家？朝廷只是让军队多建了几个晒盐场，就将原本的盐业冲击的体无完肤。如此血淋淋教训，足以让很多野心勃勃的人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
所以当满朝文武逐渐醒悟之后，一则谣言便悄然兴起，那就是策划如此拐弯抹角还缺德带冒烟的圈套，并且设计让大家伙上当的始作俑者，便是准备离京出差的姜田！其实这次姜田真的是冤枉的，至少也是部分被冤枉了。他只是制造了一堆机器，然后让银币以极低的成本和极高的速度流向全国，最多也就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真正的黑手就是张韬本人。有着上辈子开国时智斗上海黑心资本家的历史见识，有着失败的计划经济经验，在金融改革方面张韬比姜田要成熟且狠辣许多，尤其是在封建朝廷基本不受所谓的舆论控制之下，只要他愿意，复制一下公私合营制度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被姜田提醒并开窍的他决定不再重复这条老路，只要重工业和食品生产攥在手中，不怕那些资本家能翻天，让你们攥着土地少上几年税又如何，反正靠种地你们是甭想发家致富了，再加上北方吸纳了一定的佃户流失，就连劳资纠纷都不用担心发生了。除非地主们有把握自己一个人种植几千亩的农田，否则只能尽量挽留那些准备迁移的农民，这回进一步加剧种植成本，减少他们的收入。但如果你全力经商开厂，则土地要优先卖给国家，且定价权也在朝廷手里。
“这套制度看着有点眼熟！”姜田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好像就是某个时代咱老家干过的事情。”
张韬摇摇头：“还是有区别的，就因为你不配合，否则朕早就开始土改了！”
皇帝陛下的策略就像是个中国在各时代改革的大杂烩，去除了一些妥协的东西，加入了一些跨时代的政策，至于这么干是否真的有用，只能让时间来证明了。姜田一直都有种这么做会拔苗助长的感觉，但是张韬心意已决，而且他们还设计了一个防止江南士绅反弹的保险，所以姜田就没拦着他。可是当这些政策逐一宣布之后，大江南北还是激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对意见。首先就是以后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