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荐崔石泉，也就是崔庸健去云南工作，是小路根据世纪历史上发生的种种情况想出来的，目的是避免朝鲜的一些不好的局面。
历史上，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4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成柱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
操作者是苏联远东的有关部门，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具体经办人是第7处处长，格奥尔基·梅克列尔。策划人是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捷林杰·史泰克夫上将。
格奥尔基·梅克列尔回忆说，金成柱再和他谈话中，展示了“一种思考能力及对时局评价上的成熟。”金成柱“是一位要求严格、认真但却在战士当中享有尊敬及爱戴的人。”
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是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还有南方派，也叫国内派，势力较小，但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
1950年12月，参加长征的元老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
1956年,朝鲜劳动党三大以后，金成柱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6月1日金日成离开平壤后，朝鲜党内对金日成不满的干部，包括金斗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徐辉、尹公钦、金承化等人，开始四处活动，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金日成的错误。
徐辉、尹公钦等延安派干部组织倒金力量，甚至取得了崔庸健和金奉的支持。
8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劳动党传达了进一步的看法，希望金日成在检讨朝鲜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
8月初金日成回国，崔庸健立即出卖了延安派干部，向金成柱全面报告了国内的危急情况。
金成柱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取得了主动权。在8月21－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成柱首先做了报告，随后的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
面对如此局面，休会的时候，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人商议后，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9月1日，金成柱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八月“**”事件,八月宗派事件。
小路再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很是不理解，因为那个时候，几十万志愿军刚刚结束作战，撤离朝鲜回国，延安派就遭受排挤甚至清洗。这里固然有中国苏联顾全大局的因素，也有中国无力掌控局面的因素。
小路想做的就是预防这些事件的发生，把人的因素尽可能地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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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崔石泉搭乘飞机经过延安去重庆。
晚上，小路和周公来到招待所，找柴世荣。柴世荣刚好在宿舍里，见二人前来，很是高兴，道：“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周公道：“好风。我就是想来见一见我们的传奇英雄。”
柴世荣道：“我算啥英雄。我真正佩服的，在我们东北联军里，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周军长，一个就是金一星。”
周公道：“先不说别人，人家都说你有关二爷之风，忠肝义胆。作战灵活，关怀下属。做事情兢兢业业。我没说错吧。”
小路道：“柴军长在做伪警察的时候就把金一星他们两个从监牢里给弄了出来。后来，九一八事变后，柴军长舍家抗战，纵横东北，不要说自己人，就连敌人也尊敬你。”
柴世荣道：“你这一说，我不好意思了。总司令，好歹我年长你好多岁，别忽悠我，我这一次身上可是啥也没有。是不是要从我这里挖人？”
周公道：“我记得你和主席同年。”
柴世荣道：“不用说，我肯定比主席大，他的生日也太小了。”
小路道：“想你儿子吗？”
柴世荣道：“你说我的老大？他不是去西南了吗？”
小路道：“是。他现在在昆明，很快就会在崔石泉手底下工作了。”
柴世荣的前妻给他生了三个子女，都送到苏联学习，后来被小路派人接回来。老大柴国栋先是去晋察冀工作，后来被小路调动到西南。
柴世荣道：“在哪里干都行，只要抗日就好。”
这时候，周保中来了。
周公道：“你们两个人都到齐了，开一个简短的会议，注意，会议的级别是极机密。为了防止泄密，我们四个人一边散步，一边开会。
几个人走出了招待所，到后山上散步，十几个警卫远近散开，早就布置好了。
周保中掏出笔本子，要记录。
小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