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无际的草原，用绿色的舌尖舔吻着蓝天的胸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祥和气氛掩饰不住炎炎夏风吹临后的肃杀之气。草原有博大的胸怀，有开阔的视野，温馨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当你看到一只雄鹰振奋双翼、搏击长空之时，当你眼前掠过一匹嘶鸣的战马，拖着长长的尾巴消失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时，你一定会渴望变成一匹烈马，去感受大自然内在的节奏。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它的勃勃生机；那又是一个令人想仓皇躲避的世界，因为它有暴风骤雪，在漫长严冬有昼夜几十度的温差，因为它满目疮痍。
一个年轻的行者牵着一匹小黄马在广袤的草原上不紧不慢的前进着，马背上托着竹篓，马鞍上插着根竹竿上面挂了一只葫芦，这是医士的标志，有了这个标记年轻人不但没有收到任何的阻拦，反而受到了当地各色游牧人士的热烈欢迎。
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从黑海向东，跨过乌拉尔山、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就有这么一块总面积不下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那里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在这一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由于远离海洋，所以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温差很大，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带；环境十分恶劣，森林稀少，基本是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必须经常移动，靠一块草地是无法长久活下去的。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把整个草原作为生存的竞技场。可就是这片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恰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北亚，蒙古高原以其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阿勒泰山脉是它的西端，它宛若惊龙拥向东南，直到与所谓的戈壁“瀚海”衔接。向东则是杭爱山和肯特山，直至最东端的大兴安岭。与其他中亚腹地地区不同，蒙古高原总体上比较平缓，几座大山也并不陡峭，除了零星点缀着腾格里、巴丹吉林、毛乌素等几片沙漠外，这里分布着大片可供利用的牧场和小片森林。在高原南端，阴山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这片相对平缓又封闭的空间给了游牧民族充分活动的场所。这里是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带，是绝大多数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过强烈影响的马背民族诞生的地方。不论是匈奴、东胡，还是后来的突厥、契丹，都曾占据过这块土地，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阴山以南历来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地盘。不幸的是，糟糕的气候总是给游牧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白灾(雪灾)，对马、牛、羊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一旦遭灾，游牧民族只好南下，到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寻求救济。当无际的草原、糟糕的气候造就出的粗犷的性格和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讲究温良恭俭的柔弱性格相遇时，难免会发生误会和碰撞，加上一些草原统治者的私心杂念，草原政权和中原政权的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也是游牧民族向来保持进攻姿态的原因。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原汉族政权延续了2000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特别是“元”、“清”两次灭顶之灾。
一般来讲，有着骑射优势的草原民族总会在冲突中讨得便宜。可风水总归是轮流转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旦中原政权强大起来，“扫北”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骑马的民族往往喜欢直来直去，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向东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骑马是断然游不过去的；向北，是西伯利亚的猎猎寒风和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还不如待在原地；于是，向西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强盛时向南、衰落时向西成为草原民族迁徙的一条无法回避的历史规律。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为了追逐奔驰于无际草原上的黄羊、野鹿，为了驱赶逐水草生存的牛羊，为了驱逐或躲避外来部落的侵扰，草原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在马背上生活。张量山注意到匈奴族中连三四岁的小孩子就能在没有大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如地上下马，据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就是在马背上脱离母腹，来到这个世界的。长年的骑马生活，使他们和马的结合异常和谐。所以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欧洲骑士面前时，那些身着沉重铠甲自以为是的重装骑兵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匈奴人竟然能那样与马紧紧地连在一起，比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马”还要神奇。
张量山利用给牧人看病的机会，好好的观察了一下匈奴人的马，这些马很像现代的蒙古马，马头很宽，眼睛突出，腿腕很细，比高大的欧洲马普遍矮一些。由于是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千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些马的体格不很高大，鬃毛很长，尾巴蓬松，显得非常单薄瘦弱；但却非常能吃苦，耐力、适应性很强。据匈奴牧民说一匹匈奴马可以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天连续奔跑200里以上，而且特别擅长在山地上飞驰。换了欧洲马，早就累死了。不过这些马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几天才行。不过这对匈奴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习惯带上好几匹战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高素质的战马保证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