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国为号召，王先谦先是鼓动张之洞花费双倍的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又号召湖南人民踊跃购买股份、爱国救国。而他本人却在高喊爱国口号的同时，死死捂住钱袋子，盯上了免费的“干股”“有问以曾入股若干者，答曰，吾为总办当坐分红利，何须入股”。
而由他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权力强制征收租股、房股、米捐、盐厘。又以公司为利薮，以公司之款，为行乐之资。而坐办总理余肇康与王先谦狼狈为奸，以至湖南之铁路公司开办至今。修路“只动三锄”。而筹集的路款，却被他们纳入私囊，“股东无账可查，湘绅无敢过问”。
现在，陈文强悍然接手。可谓是砸了这些人的饭碗，使他们不能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此人有总督大人支持，又挟巨资而来，显是不易对付。”余肇康指着报纸上的文字说道：“看看，本以为能从其借外债修铁路寻到把柄，但这外债借得，商借商还，不涉路权，利息又低。令人无从攻击啊！”
老子就是借外债修铁路了，陈文强不怕别人知道，还生怕别人不知究竟而生误会。但谁能争取到如此优惠的贷款，谁能不丧路权而举外债，何况抵押的是陈文强的工厂企业，你还能说出什么反对理由？
“最可虑者乃是他还有铁路巡警总办的头衔，还带来了数百巡警。”王先谦说到枪杆子，不禁缩了缩脖子，显是心惧不已，“依我看。暂时先不要与其正面冲突，可以长远打算。”
“但陈某人提出的条件万难接受。”金董事忿忿地说道：“只偿股金，经营已用之款如何处理？难道要我们自付吗？”
这位金董事，是在官商两界游刃有余的高手。也是铁路公司一大蛀虫。他“利用官威，以箝制股东，稍与辩论，辄架破坏商办大题，反噬挟制，凶悍险诈。无所不至。盘据把持。股东查账，又藉词票举，以图抵制”。
而金董事所谓的已用之款，一部分是正常经营，但大部分却是被这些蛀虫挥霍、挪用、贪污掉的资金。金董事的意思很明显，退让可以，但要“保存现存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也就是要让新公司来补上亏空。
陈文强虽然有吃点亏但能顺利接手的打算，但在未盘清家底前，他却不想贸然作出决定。况且，留着这个亏空的小尾巴，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便是借机立威，震慑宵小。
如何在“公平”与“平均”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陈文强所要考虑的难点。而湖南则是鄂湘粤三省中难度最大的省份，也是三省中唯一收取租股的。一方面，湖南铁路的资本金大多数来自强征的租股；另一方面，铁路没修几里，却在所谓的经营上亏损了很多。
湘省铁路公司当然希望陈文强能将这个窟窿补上，而这对陈文强来说还在两可之间。他的计划，就是先解决湖南，然后是湖北和广东两省，他的智囊团已经定出了“湘路先了，鄂路次之，湘鄂厘定，不怕粤事不定”。
“保现存之款，求还已用之款。”王先谦沉吟着点了点头，说道：“此亦不失全身而退之法。”
“若是他不答应呢？”余肇康不无疑虑地问道。
“那便发动绅商百姓，与陈某人斗上一斗。”王先谦冷笑起来，“他到底是外来人，若是在湘省激起民变，总督大人也未必能保得住他。”
既得利益者们往往巧妙地将自己藏在了民意的石榴裙下，本是政府、绅商、民众的三方博弈，经常被他们变成了政府与民众的博弈，而他们则不仅是幕后操纵者，甚至还是裁判。在掌握了舆论权的既得利益者把持下，那些胼手胝足、真正承担着改革成本的小民百姓，是沉默的一群，也是总能轻易“被代表”的一群。
“民变？”金董事嘿嘿一笑，阴险地说道：“没错，就是这一招儿。要是闹腾得大了，说不定还能把铁路公司再夺回来呢！”
“那就先串连串连，在董事会议上群起发难，让姓陈的焦头烂额。”余肇康一拍大腿，也兴奋起来。
王先谦抚着颌上胡须，笑着连连点头，觉得强龙难压地头蛇，陈文强也未必能斗得过他们。
………………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陈文强的锋芒直指湖南，便是想趁着湘省铁路公司这些蛀虫还没兴风作浪，一举打掉其首脑人物，其他的小虾米就好对付了。
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他手中有总督张之洞的谕令，从上海调来了三百商团暂时充为铁路巡警，事先还进行了大量的秘密调查，更通过他的江湖身份，通过兴义堂联络上了湖南省江湖帮会的一支齐天会。
黑*白两道的势力都调动起来，陈文强不可谓不重视。为了尽量避免愚民百姓被煽动蛊惑，他不仅赞助了湖南宪政同志会一大笔经费，争取立宪派绅商的支持，还暗中通过复兴会发布了会内通告，大意是：粤汉铁路利国利民，各支部分会要号召本部会员予以支持配合，并积极宣讲铁路公司所出之政策措施，以安民心。
与乡绅斗争，关键便是民间舆论的掌控权，使废除租股等惠民政策能为底层百姓所知。虽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陈文强自认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王先谦等人在密谋商议，陈文强也没闲着，甫至长沙，便连续约见了各方人物。
湖南粤汉铁路公司虽然由王先谦等人把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