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一直不说话，那名警察来了火气，拍着桌子说：“你以为不吭声就能逃避刑罚了？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足以证明你就是杀人凶手。就算你一辈子不说话，法官依然会判你有罪，别想抵赖！”
我抬头看他，说：“我要打电话。”
“打电话？”警察冷笑说：“给谁？帮凶吗？还是那位警局的领导？没用的，他能帮你开脱一件事，但不能永远帮你。而且。这里不是他的地盘，你能做的，只有认罪！”
我冷冷的看着他，话语像磨豆子一样，一个一个的从缝隙中挤出来：“我说…;…;我要打电话！”
也许表情太过狰狞，也许是考虑到我具备着某些“背景”，那名警察与我对视了一分钟，然后把手机拿了过来，说：“倒要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样。”
我再一次给二叔拨了过去，一次没通，就继续打。必须要打通，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个人能力所能解决的了，我需要二叔的帮助！连续拨打十数次之后，警察已经很是不耐烦。就在他想从我手中把手机夺走的时候，电话接通了。二叔比警察还不爽，说：“你小子缺心眼啊？打这么多次都不接，还打个不停，我都快被震成老年痴呆了！”
我没心思和他开玩笑。直截了当的说：“二叔，我被警察当杀人犯抓起来了，事情很严重，你必须来，否则，明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提前为我准备纸钱了。”
二叔听的吓了一跳，说：“你小子胡扯什么呢？什么纸钱，你又惹什么麻烦了？”
我抬起眼皮，看了眼站在旁边的警察，说：“还记得那个痞子学长吗？就是你打算收拾，却提前被人收拾的那个。”
这么一说，警察立刻不抢手机了，他冲桌子旁的同伴打了个手势，然后转身出门。不用想也知道，他是告诉同伴看好我，然后去其它地方监听这部手机。敢把手机给我自由拨打，没布置窃听和追踪，那是不可能的。我心里坦荡荡，自然不怕他们偷听。二叔听了后，说：“记得啊，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怎么，他们来找你麻烦了？”
我说：“不是，是又有一个人死了，他的妹妹。而且，我很凑巧被人骗去了凶案现场。事情很复杂，我怀疑是那个擅长花降的人干的。但是，我说的话他们根本不信，没有任何办法证明清白。”
二叔已经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想了想下，问清楚我所在的地方后，说：“娃仔，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多说话。从现在开始保持沉默，我尽快赶到。”
两个小时后，警局里来了一位律师，说我是他的当事人。在行使正当权利后，我们两个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谈话。他告诉我。是二叔的一位客户，自愿为我进行无偿辩护。但是，他需要知道足够多的事情，才能更好的应对突发状况。因为警方如果真的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完全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提交公诉申请，并正式将我批捕。而他需要做的，是在二叔到来前，保证我的自由权利，以及不受违法审讯。
他既然知道二叔，应该是可以信任的。我把事情全盘托出，这个曾为许多大人物辩护过的律师听过后，表示很惊奇。我说，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走。
他摇摇头，说：“我信。但别人不信。所以如果事情演变成最坏的地步，也许你需要更改一下自己的某些词语。”
在律师的提醒下，我知道了偷偷进入民宅，和发现窗户损坏，怕小偷入室盗窃所以好心进入查看的区别，也明白了被一个常人看起来不可能自行走动的人引路，并没有在室内发现一名已经昏迷的女性以及一具女尸来的可信。他把我所说的话，改的面目全非，但不可否认，如果真那么说的话。那我的罪责会轻很多。
警察眼里，我是一个偷偷溜进房间，不能为自己提供开脱证据的杀人犯。而他口中的我，则是一个无意中路过，想抓捕小偷。却意外发现凶杀案的正义化身。是非黑白，因为话语的改变，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他很厉害，但是我不喜欢，因为无论怎么说。都是在撒谎。律师说，你必须得改，因为现场出现的证据，确实对你很不利。我们必须先从语言上，为自己提供一个栖身之地，然后他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取证，再替我开罪。
我唉了一声，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这么复杂的事情，二叔也不一定能很快解决，我确实需要很多时间。
之后，律师找到警察，声称我因为恐惧，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之前的口供，是处于无法自控的状态下叙述的，不能作为呈堂证供。警方必须在我的精神状态稳定后，以合理的，宽容的方式，再一次进行问询，并且，他要在场，保证当事人的权利不受到侵犯。
名律师，绝对是警察最讨厌的人物之一，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律师的身份，代表着某种特权，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往常看起来不起眼的权力，反而成了罪犯的保护伞。
于是，警察拿来了饭菜，让我吃饱后。先去看精神科医生。在医生确定我精神状态已经没有问题后，才再一次录口供。
这次的口供，与之前大相径庭，那个抱着笔记本打字的警察，每听完我说一句话。就要抬头看一眼。仿佛在他面前坐着的人，已经换成了另一个。而问我问题的警察，整个过程中，至少说了五次：“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每一次，律师都会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