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沦陷后，日军南北两线进攻，上海形势日趋紧张。国民政府决定全力抗战。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预定的作战方案，是以战术上“先发制人”为指导方针，与军委参谋部拟制的国防作战计划基本相同。他决心在发生战争时，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争取“一举破敌”。
为贯彻其指导方针，确保战场主动权，张治中于7月30日致电军委会，要求自行掌握发动进攻时机。军委会认为，先发制人原则与作战方针完全正确，但上海作战对中日战争全局关系巨大，故回电：“卅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8月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发布了《告淞沪将士书》和《告淞沪区民众书》，宣告已到“最后关头”，号召军民奋起抗战，进行战斗准备。
告将士书说：“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民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且展开。”“日本岛国野心，妄标大论政策，鲸吞蚕食，肆无忌惮。攻城掠地，贪得无厌：‘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质变旋作。含垢忍辱现已六年，创剧痛深，几难终日。此复驱师启挑衅，绕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而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我最高统帅所以认为已至最后关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而举国人士所以奔走呼号，誓死不能退让者，正以此耳!”“全军将士誓雪国耻，不怕死，不怕敌人，信仰中央，爱护袍泽，长期苦斗，百折不挠，实行连坐法，作为京沪区全体将士精神教育和纪律之基础。”
告民众书说：“凡我民众，无分男女，无问老少，智者尽其能，勇者竭其力，以绥靖地方，杜绝奸宄，厉同仇敌忾之气，坚至死靡它之心，以听命于政府，则虽不换甲胄，不执干戈，不昌矢石，而其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实且伟大莫与之伦比矣。”“昔孙武子以吴兵复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自由之葩已胎，**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于自择。惟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手不再，凛凛之匆忽。”
8月8日，空军司令部发表了《告空军将士书》，要求空军“奋发抗战，以死报国。”
为保长期抗战军需之供给，军委会提出《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案》，已由行政院会议通过，并由军政部与资源委员会派人组成监督委员会，和京沪工人代表组成迁移联合委员会，开始着手向汉口迁移。准备全民动员，一切军事准备，均由平时状态转移为战时状态。
进军上海之前，张治中就打定主意：要改变“一·二八”抗战时被动挨打的局面，制敌先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掉日军在上海的据点。他说，对日作战，可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上海之役；第三种是我判断他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这次淞沪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
到上海后，张治中对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作为热血军人，我是决心抗战到底。1932年5月28日，在苏州举行追悼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我读的祭文里有这么几句话：‘誓将北指，长驱出关，收我疆土，扫荡凶残；执彼渠魁，槛车系还；一樽清酒，再告重泉。’这次作战，决心已定，但不知天是否能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