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革命军调动了近万人马，其中无线通讯大显威力。数支部队配合得相当默契，进攻、阻击都打得坚决勇敢。
至此，滇桂形势发生了逆转性的转变。在广西的清军集团虽然能够击退负责牵制阻击的革命军一部，甚至能收复南宁，但这已经无关大局。重新联成一片的革命军，再度威胁昆明。
在锡良气急败坏且惊惶失措的急令下。清军集团转调昆明；告急电报接连报送清廷，请求增兵再战。
…………
雨季要来了，革命军终于争取到了近半年的休整、训练、经营、巩固的时间。经此一战，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便会重新开始，人员和物资的输送通道很有可能都获解决。而且，广东清军独木难支，恐怕也会有重新的调整和布署。
陈文强放下电报，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结果呢，说意外也意外。说不出所料也有道理。
要知道革命军中的骨干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而当时坚定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是坚韧不屈、百死不挠，“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的英雄志士。他们充满激情，不畏死亡。甚至渴望以血荐轩辕，为国为民而英勇献身。
而革命军招募的士兵又多是老实、厚道的农家子弟。能吃苦耐劳，也有一惯的服从，还有广西人特有的悍勇。所以，在一群狂热、勇敢的军官带领下，即便训练时间还短，还有所欠缺。也依然不是几千新军能够击败的对手。
几个月的缓冲时间，革命军应该能在战力上更加提高一个层次，也基本能实现稳固根据地、因地就粮的战略意图，陈文强对此是比较有信心的。
急攻进取，当然也是一个套路。但陈文强是一贯反对的。革命军到现在为止，充满朝气、锐气，这是可喜的优点。同时，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复兴会会员又都是欠缺实践经验的。
占据一块地盘，不仅是树立起一面旗帜引得四面八方的革命者来投，也是给复兴会会员提供了学习治理地方、发展经济的试验田。由一地至全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算光复了大片土地，也难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后勤基地，为革命军提供足够的资源，甚至连地方稳定都要占用很多的兵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陈文强还不能称之为复兴会的经济基础，但最大的金主却是当之无愧。所以，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想法只要是具有实践意义且是有道理的，便基本上会被复兴会所采纳。
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在陈文强的设想中，革命要总爆发，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张之洞不能坐镇湖广。在湖广十七年执政，他的威望太高，无论是军队，还是政fu，只要他发话，往往比圣旨还好使。所以，发动新军固然在进行，但在新军中的党人是很难占到多数的，同情革命或随波逐流的官兵能不听从张之洞的命令或安抚？
其次，清廷的立宪进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要知道，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巨子、实业家，财力雄厚，更在地方具有稳定人心的巨大影响。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清廷中枢变化，政局动荡；比如突发重大事件，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但这些，在陈文强看来并不是必须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陈文强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张之洞被调离湖广，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另一方面，张之洞调离之后，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他还不无顾虑。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清廷推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但积习难以骤改，没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以厘金为例，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政策优惠，陈文强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钱。
所以，正如张之洞所说，陈文强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并借此加以控制，对他和他的产业，未尝不是一种保障。有人有枪，就算换了领导，也要掂量着办。
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张之洞也不会任由陈文强这么去做，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陈文强要想达到目的，还要费些心思，认真筹划。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
钱，不能由他一个人出；权力呢，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这样才能解除张之洞的猜疑，编练出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
难吗，有一点，但陈文强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
首先是安庆起义、恩铭被杀的影响。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