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天的全国性反日游行示威浪潮给措手不及的日本军方和政府带来巨大打击，全中国除天津、青岛、厦门等日本势力根深蒂固的城市，其他地方所有销售的日货无人问津，经营日本商品的中国商铺，遭到激愤的游行队伍严正警告，不撤下日本商品，商铺根本就无法正常营业，原本在沿海城市四处横行的日本浪人和朝鲜人在主子的警告下，立时销声匿迹，无数的民族资本家抓住这一机会宣传国货，甚至是降价促销，有力地遏制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商业面临的巨大压力得以减轻。
中央政治会议在此期间还是如期召开了，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以“剿匪前线战事紧张”为由留在了贵州，没有出席这个极为重要的年度会议，整个会议仍然是把持中央政府权力的汪精卫唱主角。
三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对全**队统帅和主要将领隆重授衔，任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特级上将，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上将，陈调元、韩复矩、宋哲元、刘湘、刘峙、徐永昌、于学忠、商震、傅作义、龙云、何成浚、朱绍良、白崇禧、顾祝同、安毅、万福麟、何键、杨虎城、刘镇华、蒋鼎文、徐源泉为二级上将。有意思的是，获得授衔的将领超过半数没有出现在仪式上。
授衔仪式结束已是中午，解下绶带勋章和特制鎏金上将佩剑的安毅，以“军情紧急”为借口，向大会秘书处告假，直接赶赴机场飞回叙府。
昨日下午的预备会议和今天上午的正式会议中，安毅敏感地发现军政两界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正在趋向于公开化，而且在休会期间，从“老部下”刘首江嘴里“无意”中了解到，汪精卫正在密谋联合林主席、何应钦等人给安毅设套，企图在会议最后一天，由黄郛提出组成“保定事件特别调查小组”向安毅施压，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把安毅抬到有名无实的政务院经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位置上，再组织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代表给安毅数年来的“赈灾义举和重大贡献”隆重颁奖，接着以“振兴经济、复兴民生”等等堂而皇之的理由，在财大气粗却骑虎难下的安毅身上割下几块肉来。
安毅的突然离去，让汪精卫大为光火，他把大会秘书处骂了个狗血喷头仍未解气，于当日深夜召集心腹谋士急商对策。
本次大会召开，蒋介石竟然不出席会议，达到了军队的最大目的之后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安毅不辞而别之后，韩复渠、刘峙等十数员军中大将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各奔东西，弄得汪精卫召开的会议根本不成其为会议，诸多谋划已久企图削弱军队权力的议题无法进行讨论，其中最大的财政危机处置方案又因安毅的离去彻底泡汤，怎么能让汪精卫咽得下这口恶气？
汪精卫和众心腹很快把所有问题的最终根源，落在了蒋介石身上，他们确信一定是蒋介石隐身幕后操纵着这一切，要不是蒋介石的授意，在政治上仍显稚嫩的安毅怎么会率先离去？其他将领怎么会紧随安毅之后离开南京？说着说着，汪精卫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踱着步高举双手愤怒地呐喊：
“这明显就是居心叵测的蒋介石在拆我汪精卫的台！”
其实，蒋介石并没有与任何将领打过任何招呼，他这次再三吩咐安毅要到南京出席会议，目的就是要看看安毅如何处置中央高层内部分化的问题，看看安毅到底如何表现，是否会对汪精卫一党妥协，能否能经受得起各种名利的诱惑。
一句话，这是对安毅的一个严峻考验。
其他将领也一样，蒋介石之所以和谁都没打个招呼，接到某些将领的密电请示，一律回电“以大局为重”，任由将领们自己选择前面的道路，就是想要看看麾下将领的表现如何，是否忠诚于他这校长，他这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此来考验某个人能否做到立场坚定，可否寄予信任。
结果让蒋介石非常满意，特别是对安毅敏锐的洞察力和巧妙的应对，蒋介石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放心，他彻底明白安毅绝对不会和自己最大的政敌汪精卫走到一起，安毅对他这个校长还是忠诚的。
汪精卫的反击不可谓不犀利，正式会议举行的第二天，汪精卫控制下的立法院即以多数票通过了“一亿金融公债”的发行决议，这一亿金融公债，无异于抽蒋介石的血，无异于是阻止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的金融改革和货币改革计划的顺利实施，而且带有非常明显的恶意，等于明确告诉蒋介石：既然你拆我的台，我也就不客气了，政府如今债台高筑不在乎再高一些，反正这是通过严谨的法律程序做出的集体决策，你等着和我一起还债吧，把我搞下台了你就自己来还这笔巨债！
蒋介石的反击和风细雨，根本就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是对汪精卫的这一恶意负债举动采取默认态度。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孔祥熙在多数票支持下，继续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原本亲汪的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原央行副总裁陈行不得不屈就副总裁，张家璈眼见大势已去，蒋、汪两系斗争进入尖锐化，深恐殃及自身利益甚至性命，立即以身体不适为由，提请辞职，孔祥熙表面挽留一番，然后欣然批准，至此，中国最权威的中央银行依然牢牢地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汪精卫盘算已久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