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世的农耕水平，至少在江淮地区，是足以保证工矿等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
一名青壮农民，即使不借助耕牛，也能较为轻松的耕种十亩地。以十亩一年两熟的上熟田计，年收三十石粮，一人耕种就能供六七人吃食一年。
实际上，先秦时期，还是以青铜器为主，在刀耕火种的模式下，一夫就授田百亩（先秦一百亩计此时三十亩地）。在当世，借助更精良的铁制农具以及更充足的畜力水平，在徐泗等土地充足的屯区，一名青壮劳力普遍能完成人均耕种三十亩田的任务，农闲季节照旧能抽出来去修路挖渠等工造事务。
眼下江宁控制的大半个中原地区，人口不过五千万左右，人均占有的土地相对充足。
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从美洲引进玉米、土豆等什么高产作物。只要把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农耕法，在江淮浙闽等平原地区，老老实实的推广开去，所生产出来的余粮，就足以供一个庞大初级工业体系消耗了。
虽说冬麦夏稻或冬棉夏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传统，在江淮浙闽地区存在已久，但受限于涝田不宜种棉麦、旱地不宜种稻米，受限于传统农户改造田地的能力十分有限，实际能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良田，在江淮地区的比例仍然很小。
在平原地区，推广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良田，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关键是要有完善的灌溉及排涝河渠系统。
这个工作，非要地方官府出面主持，分散的农户绝没有能力去完成。
故而在诸多新政里，较为核心的一项，就是要地方官府，在农闲季节，，组织地方农户以工代赈、以工代税、以工代赋的各种形式，去修造道路、改善交通，兴修水利设施，改造出更多不受旱涝侵害的复种良田。
这项工作的好处，从林缚早年在崇州大修水利、扩广复种耕法的效果便可窥一斑。
崇州五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往实际都归属崇州，整个地区的人口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增涨将近一倍。崇州五县范围之内，不事农耕，而从事新兴工矿、海贸等业的人口已经达到二十五万之多。
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崇州所产的粮食，除供境内消耗外，每年还有能力向外输出近两百万石的粮食。
要是整个江淮以及浙东、闽东地区，都能达到跟崇州相当的水平，仅东部沿海地区能维持现有的工矿、商贸初级体系之外，每年应还能向外输出高达两千万石以上的余粮。
这本该是一桩各方面都要极力去推动的新政、善政，但到周问云这里，却成了“粮足养口、足缴赋税就足够了，再多就会粮贱伤农、粮足伤农”了。
地方官府向农户征田粮税及口赋，已经实现以银代粮。故而每到田赋征缴时，米粮集中上市，造成粮价的大跌，故而有“粮足伤农”之说。
只是这种道理，只是浮于最浅显的表层，却代表当世儒士的主流认知水平。
当然，农户所生的粮食，除了留作口粮自食以外，就要全部拿来交租、交赋税，自然会造成“粮足伤农”的假象——但实际上，这个“粮足”，与林缚所期待的粮食充足供应，差以千里。
新田税之后，基本田税归为地方官府财源，所以就不存在中枢从府县农业抽取税银的问题。而地方官府征收基本田税，就可以避开收割期，因粮食集中上市而造成的“粮足伤农”，就会极大缓解。甚至在某些地区，可以建平市仓，以官价向农户征收粮食代税，避免农户利益受损，而同时又保证地方能有充足的余粮储备。
而稳定高产的耕作，农户除了交纳赋税外，还将有足够的粮食拿去交换新布、铁瓷器、纸笔等物品；粮食能稳定高产，人食细粮之余，还能将粗粮拿来喂养牲口，补充肉食的不足……
传统上人多食羊肉，少食猪肉，就在于羊能完全用草料喂养，不跟人争食，而猪虽说在春夏时也食猪草、河藻，但也不能完全不供应饲料。
林缚在崇州推广养猪，主要还是圈养法能积肥，增产的粮食能推消掉一部分饲料的消耗。实际上淮东养猪用作饲料的麦麸、豆渣饼等物，在其他地方根本就是穷困人口的主粮。
而在农耕发达的江淮平原，不养猪，而单纯养食草的羊为肉食主要来源，能提供多少肉食？要想大规模养猪以供肉食，就需要地区有充足而稳定的余粮供应。
耕牛及骡马等大型牲口在江淮地区的饲养比例，实际上也跟粮食供应余量有直接的关系。没有大面积的草场，要大量养马，就存在跟人争粮的问题。
当一个地区的粮食供应余量不足时，自然就养不了马；供应余量充足，都不用中枢行马政强行推广，民间的养马量就会大增。
这些道理，林缚都叫陈华章组织笔杆子，利用改制后的邮报，反反复复的宣传，跑到灌云知县这边，以轻飘飘一句“粮足伤农”就给堵了一个结实，直叫林缚郁闷得将几天来的好心情都丢光。
灌云县旧属淮安，新近才划入海州，没想到在推行新政最广、最深入的淮东，还有周问云这么一个榆木疙瘩在，叫林缚哭笑不得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