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炜的样子虽然阴郁，但样子还算周正，只不过脸上满是潦倒的胡茬，毕竟他是玩了很多年音乐的人，人还是有那么一点艺术家的气质的。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毕竟三十好几了，不怀疑那是假的，所以眼神当中的犹疑很明显，但在小马的劝说下，他点了点头，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南方，这一年陆炜18岁。
从一开始的新兵营开始，陆炜就是那种很吸引教官注意的好苗子，所以很快陆炜就被挑走了，但是在被挑走的第一次执行任务，却是行刑队里枪毙犯人。
行刑班的老兵告诉陆炜：“听见枪响，你要用力推那个人，不要让他回头。人在临死前一瞬间会把看到的最后一个人留在瞳孔里，如果他走不了，就会回来找你。”
但那个一身红衣的女人还是看到了陆炜，在临死前一瞬间。
那个女人的丈夫在这城市里打工，待女人发现丈夫有了情人时，情人已生下了小孩。她纵火把丈夫开的发廊点了，丈夫和小孩当场烧死，丈夫的情人烧成了重伤。
女人被判了死刑。陆炜看到她时，她穿了一身红。此地的风俗是，如果人认为自己是冤死的，死时就穿红衣服。女人的鞋也是红的高跟，在押上大卡车游街时被勒令脱了下来，于是便光着脚。她皮肤很白，年纪不大，人长得干净齐整。
陆炜说，她讲话很有礼貌，一点也不像个死刑犯。从牢房里押出来直到游完街，宣判，再到刑场，她唯一的要求是：“让我照照镜子”。
这是陆炜第三次执行死刑。前两次他是押解员，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他站在跪着的犯人的身后，手按住犯人的肩膀，不让他动。
枪响时，他按照老兵所说的，使劲把人往前推，让他栽到泥土地上，他看见背后的枪眼汩汩流血。之后，他又看见法医从面包车上下来，把吃了一半的包子塞进白大褂的兜里，抹抹手，上前扒开犯人的眼睑检查眼底。
行刑班一共十一个人，都是身材挺拔的小伙子，最年长的不过二十四五岁。在驻地，他们平时跟其他兵一起训练，只有执行任务时才被叫出来。
入选行刑班的标准除了“思想过硬”，还有就是“形象好”。因为要押着死刑犯游街给老百姓看，他们属于“军队的门面”。
枪毙一个人需要四个人：两个押解员和正副枪手。押解员站在犯人身后，保证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不出差错。枪手也是两个，因为枪毙人很少能一枪毙命。正枪手只负责开第一枪，之后由副枪手补射一到四枪，直到法医宣布：“死了”。
进入行刑班两个月后，陆炜在第三次执行任务时担任副枪手。
那是中秋节前的某一天。刑场在一条河边的坡地上在南方，到处都有水。陆炜端着枪等待哨声。不远处的河水汩汩流动，就像血。但他听不见。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哨声上。
哨声两短一长，听到长音时，主枪手开枪。这也是行刑班的老兵教给陆炜的，在部队里没有人公开谈论或教授这些，就靠老兵讲给新兵听。空气绷着，等待哨声时大脑是空白的，陆炜说他什么都没想。这是最紧张的时分。
第一声枪响过后，陆炜听到了那个女人说话。“太疼了，”她喃喃地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陆炜知道她是广西人，但她说的是普通话，他能听懂。法医把女人翻过来，招手要陆炜过去，枪抵在左胸口，枪口斜向地面45度，补一枪，右胸再补一枪。
女人的嘴在冒血，血流到土里和她的红衣上。她还没死。陆炜又补了一枪。她仍然没死。女人平躺在河岸上，她的胸已经没有了，剩下两个巨大的血洞。陆炜看到了她的眼睛。
他端着枪，往后退了几步。法医俯身看看，说：“不能再打了，踩她的肺。”四个行刑队员面面相觑，站着没动。队长走过来问，副枪手是谁？陆炜说我是，队长挥挥手，你去。
陆炜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穿着迷彩鞋的脚踏在那个女人的胸口上，血迅速浸没了鞋帮。
陆炜脱掉脚上的迷彩鞋。每次执行完任务，公安系统的领导会请行刑队员们吃一次饭，算是庆功宴。上桌前，陆炜又摘掉了握枪的白手套，洗了很长时间的手，还是觉得没洗干净。桌上的行刑队员没有人吃得下饭。
陆炜记得那天饭后有月饼，因为，中秋节马上就到了。
那天回到驻地，陆炜开始发高烧。他躺在床上，紧紧地贴着墙，冰凉坚实的墙让他觉得踏实。他在床上翻身，又翻身，戴上耳机，打开从北京带来的收音机，听那档专门放流行歌曲的叫“红茶馆”的节目。
歌都是广东话的，懵懂之中他好像听懂了，又好像还是没听懂。陆炜的生日在年底，其实此时他还没满十八岁。他将身体牢牢地贴在墙上。
早晨四点钟是行刑日起床的时间。行刑日之后第二天的这个时刻，高烧中的陆炜惊醒，他仿佛又听见了指导员的声音。“这是命令！咱们这是替天行道！你不应该有负罪感。”指导员三十多岁，每周都请假回家看望怀孕的老婆。
他的声音昂扬又坚决。“选中你，说明你优秀，这就跟让你现在上前线是一样的！”陆炜还记得一天前他的心情：很兴奋，又有点害怕，难以形容。近似小时候去春游，或者马上要去见一个漂亮姑娘，但又完全不一样。在指导员的声音里他只确定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