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时进出版社，几个濒临退休的老头喝着浓茶，翘着二郎腿，对我们小年轻唠叨：“哎！纸媒已死，以后出版社的人要喝西北风去咯，我劝你们小年轻有机会转行的，都转行去吧。”
自己即将拿着不菲的养老金，还担忧这个？好像他们幸灾乐祸的嫌疑更大。
不知道他们抱着一种什么心理，一边劝我们转行，一边把自家三姑六姨的儿女安插进来，把好好的出版社整成了一猪圈。
我从政法出版社辞职后不久，梁溶月和大部分有才华的编辑相继辞职。
有一位仁兄回老家搬砖去了，还有的回老家养蝎子、毒蛇去了。
梁溶月告诉我，原来李敢想改革，首先想从人事上开刀，让老编辑和新编辑同工同酬，遭到了以宋学为首的老人的阻碍。
一当牵扯到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不管，一定不能让这“改革”实现。
李敢身心俱疲，在一次社委会上跟宋学他们争起来了，一激动，引发了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自此之后他绝望了，不想再过问社里的事情，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养老。
后来，宋学晋升社长，要职全部安插自己的亲戚，一个出版社活生生搞成了他家的周末大团圆派对。
那是我到《新言论》后第二年发生的事情。
我去医院看李敢时，他躺床上，愧疚地给我道歉说：“对不起你，我太无能了，当初留不住你们这些真正有才华和思想的人。”
“李老师，我一直敬重您，感激您，您教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最重要的是坚守初心，现在的出版社虽然暂时被庸人掌权，但我想时间并不会太长。”
“都怪我有心无力啊。转企改制，现在看来简直是一个笑话。有几个出版社能与传统的行政官僚体系决裂，去顺应市场？少之又少，中毒太深了，一两天治不好。”
“改变，都有阵痛，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吧，我们刚到出版社那会儿，虽然是新人，但更能感受到这种老气横秋。”
“是啊，大部分出版社换汤不换药，窝囊地卖书号或者靠主管单位接济，勉强为生，过的是毫无尊严的生活。文人落魄，总是有一些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最根本原因，还在于自己腐朽入心，不思进取和改变。尽管出版社的人都明白这道理，再不改革以后悬了，真可能要喝西北风，但真要做点事，掣肘于各方面，畏手畏脚，举步不前。”
“李老师，您好好养病，身为传统的纸质出版人，您的理念在出版界影响了很多人，他们现在都在出版传媒的一线，这些都是改变，我想，一切都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怀着希望。”
“你让我想起了年轻的自己啊，小宇，保持你的想法，我不会对你说，有朝一日你能大富大贵，但我可以说，你这辈子会活得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你的生命，会比那些追求大富大贵的人，更有力度，更加圆满。我讲的都是大道理，可能不切实际，你就当我老头子糊涂吧。”
李敢和我成了忘年之交，偶尔去看他，有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会热心地给予我指导。
纸媒确实如我们所预言，以后的两年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呈现出断崖式的滑坡，要不是某些报纸杂志掌握着宣传口径，跟地主似的拥有行政资源，早扑街要饭去了。
来到《新言论》之后，车震则这样告诉我，对此，不必担忧。
对于纸媒当下的处境，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媒体人，他没有一丝落后于时代的悲哀。
他说，“纸媒已死”充其量只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恶作剧式“谎言”，你看看，人们不会因为汽车的普及而放弃骑行。
当我们看着“实体书店倒闭潮来临”、“国民阅读书籍时间锐减”的消息时，人们最大的感慨，莫过于阅读的资讯越来越多，获得的价值却越来越少。
所以说，纸媒并没有衰落，只是淘汰了本就该被淘汰的伪阅读份子，你能想象对于你衷爱的文字，你不是用手捧着富有质感的纸张而是捧着一个被锂电池灼烧得发烫的电子产品读的感觉那是有多糟糕吗？
车震说，他不会拿着手机字精灵的不敬。只有捧着纸张，这种来自植物的媒介，心里才会安静、淳朴。
他的说辞似乎有些严重，我和司马芳还是点头表示同意，而且给了他一万个赞。
虽然车震对《新言论》的未来相当有信心，但纸媒单靠发行量，确实难以制造更多利润。所以，杂志社几年前便成立了项目运营部和新媒体中心，比如给文化企业提供决策支撑，为公司刊物提供技术支持。
北京的春秋季节被无情压缩，夏冬季节被拉得十分冗长。
又一个秋天来临，北京进入了一年中最美妙的日子，只是这好日子不长，很快会被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掐断。
到时候，街上便出现了奇景，穿体恤的跟穿羽绒服的两个人在街上擦肩而过，各自心里默念着：瞧这傻叉，从火星来的吧。
这个凉意微泛的秋季，杂志社竞标成功，接到了上海一家时尚杂志集团的案子，负责一个新的旅游文化杂志的创刊和推介，他们需要我们积累的编印制作技术经验和发行推广的人脉资源。
我们这边要安排一个人长期驻留上海，那个杂志集团跟我们同属于一个主管单位，有点借调的意思。
冯玉强安排我去，但是，按理说，这属于项目部的工作。我有点疑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