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笑依然对我好，会在工作的时候悄悄塞块巧克到我手心，会在我被大雨困在图书馆的时候给我送伞。
我们更像同事和朋友，或者说，我尽量往同事和朋友的方向对待她。
所谓无风不起浪，有时无风真的也他妈的会起浪。
那段时间杂志社内部流传着惊心动魄的谣言，说我们有一腿、搞过了，诸如此类。
鼻毛男朱真挺身而出，居然做了回知心大哥哥，找我谈话，说不要理会风言风语，只管做好手上的工作。
深入了解后发现，他这人不是我想象那么蛮横和无能，除了鼻毛长点，其他都还好，让我另眼相看。
所谓谣言，大都是一群智障去忽悠另一群智障的产物，谣言止于智者，但世上智者不多，因此谣言能有恃无恐地乱窜。
有个词语叫“戈培尔效应”，源自纳粹德国一个叫戈培尔的铁杆党徒。戈培尔为清洗德国人民的头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焚书运动。他鼓动学生们的狂热举动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戈培尔还对新闻媒体，包括出版、报刊、广播和电影等实行严格管制，建立起德国文化协会。
协会的会员必须是热心于纳粹党事业的人，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从事活动；作品的出版或上演必须经过纳粹宣传的审查和许可；编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纳粹党保持一致，种族上必须是“清白”的雅利安人；什么新闻可以发什么新闻不能发，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整个德国的舆论完全处在了疯狂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氛围中，文化支离破碎。应该向公众传播事实、宣传真理和正义的新闻媒介，成了散布谎言、欺骗公众、制造谬论、蛊惑战争的工具。
戈培尔不断重复他们编织的谎言，给谎言穿上真理的外衣，他因此做了一个颇富哲理的总结：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这就是“戈培尔效应”。
于是，我跟方笑有一腿的谣言不断被重复加工，越变越有趣，故事越来越圆润丰满，最后就有了我跟方笑在教学楼疯狂大战一个小时候的故事，而且用了什么姿势等各种细节应有尽有，非常生动，能当黄色
老子自己都听硬了。
有人喜欢制造谣言，并千方百计地让人相信谣言，以达到某种目的，这目的并不像戈培尔那般为了蛊惑人心干大坏事，也许只是无聊者为了意淫，发泄精力，或围观以满足猎奇癖。
晚上，宿舍楼其他学院的哥们儿闲得蛋疼，纷纷跑到我们宿舍要我说说细节，怎么吻的，怎么摸的，怎么搞的，手感怎么样，都要告诉他们。
我悲凉地想到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特殊时期小兵要犯了流氓罪的人交代犯罪细节的情景，现实比妈的荒谬一万倍。
我一个狮吼功：“都滚蛋，回家问你姐姐去。”这群二货才罢休，咿咿呀呀地退了回去。
清者自清，只怕流言蜚语伤害到方笑。结果方笑比我更大度，她说谣言她听过了，好玩，让他们传吧，我内力好伤不到我。然后她笑了笑若无其事地去干别的事情了。
当听到她说“好玩”的时候我立马石化在那里，难道我想多了？
中文系上大课，见我走进教室，全系100多号人集体起哄，哟哟怪叫。有几个探过头来问我：“这妞玩得爽吧，哥们儿，你艳福不浅啊，我等骚人羡慕不已啊！”然后奸笑。
我又想到了鲁迅笔下像鸭子伸长了脖子看杀头好戏的看客，全身充满了无以名状的悲怆感和孤独感。
我不置可否。
袁正拿着书拍他们的脑袋，拍得猥琐的看客哇哇直叫，脖子马上缩了回去。那会儿我甚至认为，偌大的文科大学里只有付文心、袁正和杨尘君相信我的清白，不过，这已足矣。
付文心对这谣言并不开心，略带醋意，说：“看来你命犯桃花，躲不过女人这一关，以后可得小心了。”
后来我不小心没接她的电话，她拿这事儿开玩笑，问我是不是陪你的方主编了。
袁正给我出了个注意，干脆将计就计，把方笑上了，生米煮成熟饭得了。
我说，这注意真馊。
谣言终归是谣言，男生当黄色笑话听听，女生当八卦聊聊，没多久风一吹雨一淋，一切烟消云散，消陨在校园燥热的气息中。
我至今都没搞清楚对方笑是什么感觉，喜欢、爱、崇拜、留恋、尊敬，还是其他。正常男人偶尔性幻想十分正常，我有时也会猥琐地幻想一下跟方笑怎么怎么样，但是，一幻想到关键时刻立即掐断，然后忏悔十分钟，驱散思想上龌龊的雾霾，因为另外一个人——她——我的老师。
回忆起来，很早之前对一个女人有过同样奇妙的感觉。
在桥边镇读小学时，校长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其实我不想用“漂亮”二字去形容她，应该是美丽。她叫吴曼，学校的语文老师。
她的皮肤白白净净，总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把长头发挽成麻花盘在后脑勺上。她拿着教材从操场走过，犹如葳蕤的草从中轻舞的蝴蝶般轻盈，走过的地方都长出了青草，开出了鲜花。高年级的男生在教室里对着她吹口哨。
校长说，你们爱吹口哨，老子让你们吹个够。把那几个吹口哨的人拎出来站在学校的篮球场上从早上吹口哨吹到晚上，这群嘴痒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