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着陈菲思考良久，她站在那里等我的答案。
我明确了一下这不是卖身契，不会把我卖到天上人间当鸭子，既然如此，我郑重其事地表示：“要求可以答应，没问题，不过不能干犯法的事儿，而且必须在我力所能及又不超出我原则范围内，我一定答应你。”
“你真当我是十恶不赦女魔头，让你杀人放火吗？哼，你放心，我既不会让你去杀人放火，也不会让你卖身。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要求行么？”
“不行！”
“三个太多了，相互理解一下吧。”
“那两个。”
“成交！”
“有期限吗？”
“期限嘛……”她伸了伸舌头，“一辈子！”
经过讨价还价，我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答应陈菲这一辈子满足她两个要求，这一切，只为会会我崇拜的导演。
两天后，接到陈菲的电话，她开腔说了两个字：“搞定。”
我欣喜若狂，问：“杜锋愿意接受我的专访了？”
“对呀，人家看了你的书，说你有思想有情怀，小伙子不错，愿意跟你聊聊。”
“那当然！”我忍不住“吔”了一下。
“别急着高兴，等我想好了我的要求有你好受的。”
“啊？什么要求？我怎么记不得了？”我故意装傻。
陈菲气得语无伦次：“你这人怎么……”
“逗你玩的，放心，既然有过君子协议，肯定会答应你。”
“这还差不多，可别跟老娘耍花招，告诉你，不然老娘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放过你。”
听她说“天涯海角”四个字时内心不禁一颤，王翌追付文心也说过同样的话，说要追她追到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多么遥远的地方，是流着奶和蜜的迦南之地吗？
梭罗说过，无论两条腿如何努力，也无法让两颗心的距离更加接近。两颗心的距离，取决于四条腿。两条腿追，两条腿逃，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二者的到距离始终没有变。
我以前认为，只要相爱，人再遥远，心都近在咫尺。直到杨尘君被他那劈腿贱女友伤害后，我的观点发生了颠覆性改变。
两个人心再近而身体相距甚远，恍如隔世，爱终会被长距离消耗殆尽。
跟杜锋第一次见面约在798艺术区的“后现代咖啡厅”，这咖啡厅真他妈的后现代，没咖啡也没厅，就一露天场所，几张钢管拼成的桌椅，人坐上去蛋蛋和前列腺都要被戳爆裂的趋势。
这里只用竹筒提供纯净水，没有其他任何饮料。咖啡厅的老板是个极端的自然主义者，说这才能让灵魂回归到最原始的宁静。我算服了。
杜峰有些清瘦，留着毛寸，人显得格外有精神，他摘下墨镜说：“不好意思，眼睛畏光，戴个墨镜不是为了装。”
第一句话就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问他：“为什么第一部电影会关注矿工？”
他娓娓道来，语气淡淡的，带着几分沧桑：“小时候，父母在矿井下工作，有一天出了事，瓦斯爆炸，他们都没上来成，那时我被反锁在家里，一个叔叔撞开我家大门，告诉我，你父母永远回不来了。我还不懂事，愣愣地看着那个叔叔，都不知道哭。后来我被送到孤儿院，从此，我的灵魂便无法回避‘矿工’两个字。你的书里也将讲到了中国的矿工，很深刻，引起了我心灵的共鸣。”
“谢谢，矿难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老的话题，你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实在的事情，才能阻止悲剧继续发生？”
杜锋并非呆板无趣的人，他说：“讲个笑话，《笑林广记》中的。说一杭人爱嫖，一分家赀尽行嫖完，穷得只剩一文钱和一条麻布裤。犹自芳心未艾，来到西湖看美女。买了一文钱炒豆，独坐桥头，把豆子放在裤裆上。见游女姗姗而来，不觉春兴勃然，那话儿挺立起来，把豆儿挺立一地，杭人指着**骂道：‘我好好一分世业，都被你给我搰捣光了。剩下一文钱的家当，还被你给我抖搂掉了，我与你何冤何仇？’面对黑煤矿泛滥，监管部门不但没有从根源上采取措施来根除，反而学起汉初统治者推行的‘黄老之术’来，这和那‘杭人’有什么区别？”
我笑了笑，说：“我们回到电影上来吧，您觉得中国电影跟世界高水平电影差距在哪里？”
“差距在信仰上，不仅是影人的信仰，还有电影本身的信仰。我们的电影缺少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对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少有真诚。罗素说，要是没有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整个将变成真空。那么如果把宗教成分抠掉，西方文化也将变成准‘真空’。宗教仪式和原始巫术为艺术长河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水流，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的世界宗教成了奢侈的灵魂活动。西方人却有着深厚的关于救赎的宗教情怀，他们的电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基希洛夫斯基的《十诫》不是直接陈述摩西的故事，这部波兰影片假借宗教的名义把波兰人的日常生活呈现在观众眼前。好莱坞的商业片同样无法脱离宗教的窠臼，以援引《圣经》中的宗教术语见常，比如《第六日》《独立日》等。有的导演把宗教教义拉到了现代的语境中重新解读，如《现代启示录》《肖申克的救赎》《七宗罪》《低俗。这些影片都有比较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它们把忏悔、救赎等与当代人类社会和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