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明太祖还赋予给事中以封驳之职权（也就是否决权），其目的在于匡正君主的失误。明太祖要求言官们“条陈时弊”，时时提醒皇帝与百官。若皇帝受蒙蔽而不省，言官们就要“舍身以诤”，不惜批逆鳞、掳虎须。明太祖以法令、规制等形式确定对直言的鼓励，并作为祖制，对后世影响极大。而臣子在进谏时也往往以此为恃。孟森也对明朝以制度维持言官忠君之勇表示赞赏并认为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在此。另一方面，随着理学的复兴，逐步成为正统的封建********，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他们视名节重于生命，是标准的卫道士。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人。在制度的保障、使命的驱使和礼教的影响下。
明代的诤谏之风日甚，言官们不怕受罚、不昔挂冠而去，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官员只要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就会立即主动辞职，直到事情查清为止，以示决不模楞两可的态度。讲正气、讲名节成为明代官场文化和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明朝中期以后，由于人们对于名节看得过重，声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本，诤谏的动机也由单纯变得复杂，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明代言官虽有话语权，但职务很低，通过诤谏，可以增加能见度，从而快速升迁，一些中低级官员也越殂代庖，跟风言事。这些官员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对其惩罚反而倒成全其美名，还会落下个箝制言论的恶名，使皇帝进退失据。明朝末年，言官又往往为小人所利用，其言语权沦为君臣争权，党派斗争的工具。
看来这些言官，还真的各个都是有性格。也不知道自己此举是对是错，索性走一步看一步吧，本来自己就没对这个“楚党”阵营抱多大希望，自己还是需要依靠强大的实力！只有拥有实力，才是跟一切势力叫板的本钱，遂赶紧叫来宁凤晨、费绍航，还有史可法，以及当时随“灭虏”出战的各位参谋。晏世轮发现了史可法的一个偏好，比起来前军指挥，史可法更愿意和众位参谋混在一起，这让晏世轮不得不重新估计这位“民族英雄”的使用方式。人到齐后，赶紧就此战，进行分析、总结，这已经是金乡军的传统了，每战过后，必有总结，并且写进战例总结报告，挑值得留存的，编进《金乡军军事百科》当中，以供其他将领参考。而且晏世轮的想法是，以后自己会慢慢的淡出这样的场合，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样不仅能够让手下人成长，还能提高办事效率。
而费绍航当日与荷兰海战后，接过“灭虏”的指挥权，将其派遣至琉球，与金乡军水师第一军汇合。配合“平倭”战船大发神威，很快打下了琉球最南部的与那国岛，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挨了一顿炮火之后，守在琉球北部的这个萨摩藩属，就根据落在自己的部队头上的炮弹的口径和炮火的密度，精明的得出即将向自己发动进攻的大明军队，决不会少于上万人的判断。也明白上万人的大明军队，决不是他手上的这点部队能够挡得住的，早早的就打定了撤退的主意。
当金乡陆军第一军和金乡水师第一军前后脚的对倭寇萨摩军发起进攻时，倭寇萨摩军已经在向后撤退了，其“开路”的速度，比起大明军队冲锋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倭寇萨摩军仓惶间就连倒下了同伴的尸体也顾不上了，重伤的倭寇兵也被幕府武士当场格毙处理。
由于倭寇萨摩军见机的早，金乡军又奉晏世轮命令不许放过这股倭寇萨摩军，务必全歼。（这个命令金乡水师第一军执行得比较坚决，火炮密度不是盖的。金乡陆军第一军就差一些。因为等他们列队往前追时，比起海战，更擅长陆战的倭寇竟然望风而逃，那速度让前世的奥运冠军看见都望尘莫及，所以这斩首数量就落了下风，急的第一排排长吉庆勇是哇哇乱叫。）
结果到头来，最先登陆琉球的两个排的金乡军，拉开诺大的架势冲锋一回，收获加起来竟然是少得可怜。两个排合起来只击毙了约七十个倭寇，日式长铳也只是缴获十几条，要认真说起来就是这些倭寇中，还有不少是平倭战船在最初的示威性轰击时干掉的。
剩余的大约的一千多萨摩倭寇，以敏捷的身手，躲过了二个排的金乡军的夹击，迅速的向北方开溜。
见到倭寇萨摩军轻松的跳出了自己的夹击范围，李福海（金乡军陆军第二排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