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6/20今生今世忘年情
家人和亲朋不约而同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何大仁教授走了”，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良久，总觉得不可能，总感到太突然，我知道他眼睛有病，那是几十年的老病；我知道他患有痛风，但只要控制好饮食并无大碍；近年来比较困扰他老人家的就是便秘，但在多种药物的协助下他也还是能和我们一起上福州参加省邮协的各项活动的……
白驹过隙，往事绵绵，1981年筹办厦门大学集邮研究会，我们从一般相识相知,迅速升温成亲密的忘年之交。隔年我有了宝宝,他送来了一斤难得的红糖,如今那宝宝已经是年方28岁的小伙子了!
难忘岁岁月月的亲密交往啊，我俩光是因为邮事一同乘车上福州就有40、50次之多，早年的福厦公路很差，来回在路上颠簸20个小时可是家常便饭，但与何老师在一起，漫漫旅途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不光是邮事，还有苏联和福建的往事，特别是厦大旧事，他这些第一手的亲历，都是我极有兴趣的。何老师虽然年长我20岁，却同为厦大的“土著”，既家中两代人都是厦大人，抗战期间，厦大搬往长汀，那时他的老爸何励生先生是厦大校长办公室的文书，而我的父母都是当时的厦大学子……翻开我写厦门大学的散文选《芙蓉湖随笔》，有多处情不自禁提及何老师的侃侃而谈。而我的《郑启五集邮日记》一书，对何老师的记述更是时时闪现，大仁先生不仅是一片翠碧的邮海，也是一座长满生命之爱的青山。当然这种永无止境的亲密交谈有时是互惠的，他的不少文章是在我的鼓动和诱发下成篇的，例如他晚年写就的《我见到了斯大林》。
我作文向来是率性而为，何老师自然是“在劫难逃”，现在实在记不清我写了多少何大仁的往事,网络上搜索“何大仁”，出自我笔下的词条少说也有十几条（篇）。我所记得的是第一篇是写于1987年11月7日的《何大仁和他的苏联邮票》，当时发了《厦门日报》近一个版，后被英文版的《中国集邮》选译。而最靠近现在的一篇是我出国前发表在《海峡生活报》的《何会士的宴请》。何老师晚年最大的快慰就是荣膺中华全国集邮联会士，全福建绝无仅有的一名；而他老人家最大的遗憾应该就是没有能够实现他俄罗斯故地重游的渴望，他是那么地惦记着涅瓦河，他是那么地怀想列宁山，他因为苏俄邮票而深深爱上了那片神奇而辽阔的大地，他又因为爱上了那片辽阔而神奇的大地而更加热爱苏俄邮票，他不止一次跟我谈起他的梦想，可惜大病来得太突然太迅猛，他老人家猝不及防，壮阔而激情的梦想就永远搁浅在病榻的窗棂上，唯有那“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深蓝的波流里轻轻地吟唱，还有彼得大帝的雕像在烫金镀银的夕照里闪烁微光……
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我写的《莫斯科的颜色》和《圣彼得堡狂走一天》一直压在电脑里，我是准备回国时与他探讨文中的情感与描述的，我在海外唯一的一次自费旅游选择了俄罗斯，这里面不乏他对我的影响，还有一些想为他的俄罗斯重游打前站的隐含，更有推助他跨出实现梦想第一步的奢望，痛惜的是等待我的却只有何老师的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