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后来被称为“星际大战”的太空军备竞赛，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敲响了丧钟。
在这场太空军备竞赛打响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技术领域已经没有优势，通过载人登月工程，中国在航天领域全面超越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实质上的头号航天大国，而随后众多的军事航天项目，巩固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霸主地位，并且凭借大量的军方投资扩大了技术领先优势。
最具有代表性的，非“航天飞机”莫属。
在载人登月工程项目中，就有人提出研制具备重返大气层、并且反复多次使用的载人航天工具。当时，中国的航天企业提出了好几套方案，包括比较保守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与宇宙飞船的组合方案，也有极为前卫的水平起降的空天飞机方案，更有较为符合现实的运载火箭与可重复使用外层空间运载器组合方案。只是，载人登月工程的核心是把宇航员送上月球，而不是开发一种全新的运载工具，所以这些研究在当时都处于起步阶段，并没得到全力支持。
直到一九七五年，载人登月工程实现之后，“航天飞机”的研制工作才提上日程安排。
事实上，载人登月工程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九年。
只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新上任的航空航天部长就发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载人登月工程的耗费太大了，二是在载人登月工程结束之后。没有一个可以让航空航天部继续存在下的系统工程。
不可否认，载人登月工程确实是一项耗费巨大，而且效率低下的政府工程。
事后有人计算过，在载人登月工程中，中国为每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花掉了近两百亿华元，是载人航天的一百倍。
显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载人登月工程的效费比非常糟糕。
也正是如此，载人登月工程才烧掉了数千亿华元。后来有人估算，如果载人登月工程由民间企业运作。按照一九七四年的币值，只需要大约六百亿华元就能把第一批宇航员送上月球，而随后每次只需要花费一百亿华元就能把两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即能把投资效费比提高四倍。
载人登月工程上的巨大花费，使得其他民用航天工程大受影响。
比如，预期在一九七二年建成的空间站就被三次推迟，直到一九八一年被郭明善政府裁减掉。由比如，原本计划在一九七五年启动，在一九七九年建成的全球通信卫星系统也被迫延迟，并且在一九八八年降级为海事卫星通信系统，总规模缩减了九成，使用范围也局限于少数特定用户。
从某种意义上讲，载人登月工程让中国航天摘取了航天领域的桂冠。也导致中国航天走上了歧途。
与之相比，更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载人登月工程结束之后，航空航天部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
显然，顾祝同在担任部长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问题是，他的接班人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正是如此，中国需要另外一个具有足够影响力，更得有足够价值的航天工程，才能保住航空航天部，并且推动航天技术的全面进步。
一九七五年。“重返大气层航空载人航天平台”正式上马。
当时，中国航空航天部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即“航天飞机”。
按照中国官方用来游说国民议会、以求获得拨款的宣传资料，虽然航天飞机的制造价格是同级别运载火箭的十倍，但是航天飞机能够使用一百次，而运载火箭是一次性用品，所以航天飞机的经济效益超过了运载火箭。当时，航空航天部甚至提出，五架航天飞机就能满足中国的全部航天需求。
一时之间，“航天飞机”成为了被热炒的词汇。
结果就是，中国国民议会在当年十月，就为航天飞机工程划拨了五十四亿华元的启动资金，并且责成航空航天部联合其他部门与机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小组，直接向国民议会负责。
这下，“航天飞机”成为了中国航天的新重点。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载人登月工程中积累下来的先进技术，扫清了研制航天飞机的技术障碍。
比如，用在航天飞机上的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就来自载人登月工程。
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航天飞机仅凭自身的动力，难以做到航天飞行，因此在起飞阶段必须使用助推器。比较保守的选择是使用两具液体燃料火箭，与航天飞机配备的三台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构成第一级，然后由航天飞机自行构成第二级，就能使航天飞机达到第一宇宙速度。
问题是，这套方案有有个弊端，即液体燃料火箭是一次性使用的，不能重复使用。
此外，如果使用液体燃料火箭的话，就必须使用足够大的火箭，也就得降低航天飞机本身的推力。
显然，这必然导致航天飞机的运载能力降低。
这时，中国在固体燃料火箭上的技术优势有了用武之地。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航天飞机配备三台大型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并且由外部燃料箱运载燃料，助推器为两具大推力固体燃料火箭，在工作完毕之后，助推火箭与航天飞机脱离之后回收，而航天飞机凭借自身动力完成接下来的飞行，而外挂燃料箱将在跌入大气层之后烧毁。
也就是说，整套系统中，只有外部燃料箱不能回收。
显然，这是一个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