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胤禛在潜邸时，就已经察觉康熙宽容政策所带来的弊病，尤其是吏治的废弛。因此，登基伊始，即着手整顿吏治。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胤禛连续颁发了十一道训谕，对文武百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告诫总督，身为封疆大吏，乃澄清吏治之本，应竭忠尽职，不负皇恩。告诫巡抚，绥辑兆民，乃抚臣之责，应同心协力，以尽职守，不得贻害地方。告诫督学，身为学官，须廉洁持身，精勤集事，更要启迪士子人品端正。告诫提督，要倡率将弁，简任卒伍，整理器械，操练技勇。告诫总兵官，要以宁谧地方为念，且应文武辑睦，军民调剂，各得其平。告诫布政司，职居方伯，责任重大，自当益矢公忠。告诫按察司，既要严刑立法，又要执法公正。告诫道员，职居协理，各有专责，凡事应亲身经历，以杜营私舞弊之陋规。告诫副将、参将、游击等官，虽身居偏禆，亦应预定练兵之法，亲校骑射，严试技勇，洁己律公。告诫知府，既为督抚监司之耳目，又为州牧县令之表率，承流于上，宜化于下，必须廉洁自持，屏绝贿赂，奉公尽职。告诫知州、知县，身为亲民之官，乃吏治之始基也，品秩虽卑，职任甚重，务以爱民为先务，周察所属，安辑乡里。这十一道上谕反映了胤禛整顿吏治的决心，揭开了雍正朝整顿吏治的序幕。
十一道上谕后，接着就是推行豁贱为良，废除贱民制度，消除乐籍。
在康熙年间，贱民的存在很是比较普遍，如山、陕之乐府，绍兴之堕民，徽州之伴当，宁国府之世仆，广东之蜑户，苏州之丐户等。他们被列为正式编户的四民之外，被剥夺了种种权力，受尽了社会的歧视。四民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能涉足；四民所穿之常服，他们也不能享受。这些贱民为摆脱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了斗争，以至造成案牍繁滋，讼端不止。胤禛为皇子时就曾一再强调贱民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在他继位后立即听取了大臣们的建议，先后于雍正元年四月除山西、陕西教坊乐民籍，九月除绍兴堕民丐籍，将他们与良民一体编户，允许他们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这一政策得到了普遍拥护，对胤禛继位后的政权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之而来的是与土地相关的摊丁入地政策，也就是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
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土地就是农民活命的根本，也是国家财政赋税的主要来源。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按丁征收的丁银在清初共有三百余万两。这个数字不算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却很大。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进一步发展，贫富不均的现象极为严重，无地或地少的农民无力负担丁税，因而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这就使清政府征收丁税发生困难，以致失去保证。同时由于农民畏惧丁税的逼迫，或逃亡迁徙、或隐匿户口，又造成人口不实的严重问题，使清政府难以掌握人口实数。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下决心改变丁税的征收办法。康熙五十一年时，康熙曾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原本是想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虽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而一些地区，如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在短期内采取了将丁税摊入地亩去征收的措施，并且收到了“民困以苏”的效果。但是，由于地主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表反对，以至这一措施没能向全国推广。雍正元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按地摊丁，胤禛没有批准。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再请摊丁入地，并要求胤禛乾纲独断批准实行。胤禛遂令户部等讨论。九月，户部议复，同意李维钧的意见。胤禛仍不放心，命九卿等再议，并详细询问李维钧的打算。一直到十一月，胤禛才下决心在全国实行摊丁入地的政策，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自一、二钱至八钱不等。
可是“摊丁入地”在全国实施后，立即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浙江、直隶、山西等地都发生了地主闹事，他们或齐集官府前吵喊，或转向农民加租。但是，由于胤禛决心已下，不再改变，因此，这项改革得以贯彻到底，对百姓来说，这道政令虽然损害了地主们的利益，但却无疑是得民心的举措。
然而康熙王朝六十一年日积月累的弊症和带来的民怨岂是十一道上谕和几项仁政在朝夕间就可以改变和消弭的。
就在康熙六十年时，福建上杭人温上贵因不满于清政府的残暴统治，准备组织反清斗争。他曾赴台湾，结识了台湾反清叛军之首“鸭母王”朱一贵，被朱一贵封为元帅，并奉命返家乡组织群众。康熙六十年朱一贵起义失败后，温上贵转移到江西万载县，广泛联络穷苦的棚民，准备攻打县城。雍正元年，温上贵的行动被万载县知县施昭庭察觉。当清兵前来镇压时，温上贵率众与清兵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因仓促应战，终于寡不敌众，三百多人战死，温上贵被俘。同年十一月十九日，胤禛旨令三法司核议严惩。不久，温上贵被处决。温上贵死后，其同伴裘永锡、族弟温廷瑞等继续反清活动。他们夜聚晓散，操练武艺，打造兵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