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城墙外的居住区进一步扩大。康熙时，据孙嘉淦所见，‘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注释62）。不仅如此，阊门外的商业区已与枫桥镇连成一片，延绵2o里之长（注释63）。当地的虹桥毁坏后，‘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注释64）。”[1]
他这一段话是说满清时期的苏州比明代更繁荣了，居住区和商业区进一步扩大了。孙嘉淦这段话的出处注释62是孙嘉淦著的《南游记》，关于阊门和枫桥连成一片的出处，他文中对应的引文注释63：“康熙(松江府志)卷54遗事:‘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虹桥这段的引文注释64是：《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桥梁（实为津梁）。
表面上看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一个是引用清人《南游记》的话，一个是引用康熙时期的《松江府志》，再一个是引用清朝同治时期的《苏州府志》。
当然如果了解一点时代背景，就会有些纳闷。孙嘉淦是康熙二十二年出生，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他的《南游记》写于其母死后丁忧之时，其文中自叙时间在庚子秋，那就是康熙五十九年（172o年），而康熙《松江府志》是在康熙二年修的。
李伯重把康熙五十九年的记录放在前面，康熙二年的记录放在后面，两者之间用“不仅如此”来连接，以表明更进一步的关系，这确实蹊跷得很，难道时间在这里居然倒流了？最后一个同治苏州府志，似乎时间顺序还对得上。
我们再去查一下康熙二年的《松江府志》，结果大吃一惊！原来“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的原文明明是记载明代苏州时期的情形，和满清半点关系都扯不上，却被李伯重张冠李戴到了清朝头上。
其原文出自卷五四《遗事下》。我把其相关背景摘录一下：
“崇祯乙亥（也即1635年，崇祯八年），好事者倡议扩城（指扩大松江府城），方知府岳贡，锐于有为，欣然从之，遂命衙官破土，民皆以为不便，……钱机山龙锡贻书止之”
这钱机山龙锡，就是赫赫有名的袁崇焕后台，曾经担任内阁大员的钱龙锡，机山是他的号。《明史》中说他崇祯四年后就“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会周延儒再当国，尼不行。福王时，复官归里。未几卒，年六十有八”。
把他说得真是可怜兮兮的，崇祯死后才回故乡。然而从《松江府志》的这段记载来看，这厮分明早就潜回家乡松江华亭了，要不然也是在戍所待遇几和上宾无异，根本不是流放犯的处境，这才可能任意通信，甚至对家乡地方官员指手画脚。
康熙《松江府志》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崇祯八年的时候，有人提议要扩建松江府城，当时的知府方岳贡，也欣然采纳这个建议。结果触犯了当地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钱龙锡就成为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给方岳贡写了一封书信要求终止修城计划。
“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就出自钱龙锡给方岳贡这封书信里的内容，其上下原文是这样的：
“且市井商贾托业不同，水次贸迁，城外为便，使西城果筑，又当移居以就之。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未闻别议兴筑，何独敝郡偏于民穷财尽之时，倡此劳人动众之说？如民居必在城内，则自东关至华阳桥，阛阓亦四五里，南北两关，亦复栉比，又何独惜于此，而忍于彼乎？”[2]
钱龙锡反对修城的理由有三个，一个是修城就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大户出。“即持议者之心，亦必知必及于大户也夫。此兴无故之役，以竭其膏髓，大户既穷，小民立槁，固不可为矣”。
怕要大户掏钱是一个理由，但最主要的理由还不是这个，而是城外居民实在太多了，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开利用
一旦要扩建城池，城墙所经之地的那些居民就要拆迁，这是他们坚决不干的。
还有一点就是涉及苏州的这段引文里说的了，城外从事商业贸易的市民这么多，你就算扩建了，你有办法把他们都包括进去吗？如果根本不可能都包括进去，那为什么要厚此薄彼？扩建城池又有什么意义？
正是为说明这一点，钱龙锡才拿苏州做例子，他说苏州城外的商业区，从吴阊到枫桥，绵延二十里，都没有扩建城池，凭什么我们松江就一定要扩建。
从这段记录来看，倒是可以看出明代晚期，城市人口大量溢出到城外，范围甚至比城内要大两三倍之多，已经是普遍现象了。那些扩建城池的固然是原本城内人口达到饱和，就是那些没有扩建城池，其市民溢出城外的数量甚至规模更为巨大，以至连扩城都无法包容进去，只能破罐破摔，索性不扩城了。
任何心智正常的人，只要他查阅过康熙《松江府志》原文的人，都不可能搞错。所谓苏州“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只能是指的明朝时期的苏州，和满清时期的苏州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扯不上。
李伯重对康熙松江府志内容既然是如此造假，把一清二楚明代苏州的情形安到了满清的头上，那么他引用的那个同治苏州府志又如何呢？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津梁一》里确实有关于虹桥的记述，虹桥在苏州城外，若按“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