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军国大事，皇帝虽有决定之权, 却也不得不经政事堂商讨, 母亲既当着这么多人面说“朕以为然”, 多半是已和宰相们商量定了，才会露出这样的口风，且唐休璟身为西州都督，大老远上疏入京，还令母亲深以为然, 奏疏中一定已将包括以谁为将在内的事项都写得清清楚楚, 因此母亲今日来问我们，与其说是资诹, 不如说是栽培——而今之朝臣, 若略去各自的庶族、士族、勋贵、外戚、诸武宗室、诸李宗亲等细分不表，可粗略分为三类：亲李之大臣及诸李, 亲武之大臣及诸武，谁也不亲、只忠心于母亲，或者说, 只顺着母亲的意思爬的人。而眼下在御前的这些人，应当都被母亲视作了第三类，也是势力最弱的一类。母亲想要皇权稳固，便不可能只靠两派相斗，必然也要有紧紧依靠于她的势力，否则君令不行，无以制衡。而这些只能依附于母亲存在的御前近人便是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婉儿和贺娄氏这样的天然与母亲便是同盟的女人——却不知我被母亲算在了哪里？
崔明德的意思，是想以我为诸李之首，然而我之本心，却又不愿完全被归在李氏之中。自三代以降，至我前世的共和国时代，母亲是唯一的一位名正言顺的女性国家元首。在她以前，没有人做成这件事，而在她之后，世人对女性的束缚越来越多，哪怕到了号称文明的新时代，社会风气依旧是鄙薄女性、尊崇男权的。有幸生而为母亲女儿的我，不想就这样被归入保守的李氏正统，虽然那一方是我的嫡亲父系。
我默默地抬头看了母亲一眼，看她意气风发、顾盼自如的模样，斟酌词句道：“以谁为将，干系兵权，儿不敢妄言，不过此既是长远谋略，则选将之事，不止在一人、一时。”
见母亲终于露出些感兴趣的模样，继续道：“唐都督既已上疏，陛下又意甚心许，眼下以谁为将，必然已有定论，因此儿的意思，不在眼前，而在以后。”
崔明德想必已猜到了我的第一重意思，嘴角不易察觉地撇了一下，可惜她一定想不到我接下来还要说什么：“此时能为总管领兵、出镇吐蕃之人，必是已在军中颇有威望、能独当一面者，其人年纪，少说也在四十以上，以行伍论，能再领十年、二十年的兵，已是不易，而十年二十年之后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于今至多三十岁。此时能为大将之人，必已卓有功勋，而十年、二十年之后能为大将者，此时则未必便可知晓。若再向后推，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又该是谁，就更难说了。”
母亲挑眉看我：“世事多变，三五十年后之事谁说得准？且朕问的不过是一事，你却扯到这些事上，未免文不对题。”
我笑道：“陛下要立万世基业，自然要做万世打算。且吐蕃自隋时便与中原为乱，于今已有百年，而今日本朝所赖以抗击吐蕃之策略，许多也承自彼日，因此儿以为今日所商讨虽是眼下，然倘若能以此时之先例，为后世万世之法，则庶几不辜负陛下改元革新、创业大周之心。”
母亲盯着我看：“接着说。”
我道：“行军打仗，虽有天分之说，然而历来也自有兵书军法之学，惜乎古来文章圣贤皆有其徒，开宗立派、述圣传道，兵书阵法之学，却依旧是各自体悟，未成宗派，倘若能仿文章诗，为军学，学生皆如治经般习兵法、兵书，考校中式，则如儒生一般，授以军职，外放历练，朝廷查其优劣功过，优异者则更加意委培，莠劣者则予以罢斥，再按年纪分等收用，未来十年、三十、五十年之将帅皆有储备，则一旦国家有事，何愁无人可用？”
我所说的当然是理想状态，空以书本考察是不可能百分百培育出将领的，正如国子监中的人也未必就能个个都能成宰相一样，重点在于，专设军校培养人才，一则可给更多人机会，令学问不再为一家、一人所垄断，二则可促进理论交流，免得打仗等事，还只靠个人摸索，而无系统，三则是示天下重武之意。
方今文武尚不分家，打仗打得好，也能入朝为相，不像后世的几个朝代那样重文轻武，我不知这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然而若是能设一规范，早早地将“军事”这件事列为一项学问，说不定可以避免出现这样的风气。
我觉得母亲会同意我的想法，不单是因她登基后开设了武举，也不单是因设军校能增强她的权威、扶植效忠于她的将领，更因她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身为皇帝，天然地便能在青史留名，可留下的到底是怎样的名声却个个不同。母亲虽改元易代，形同开国之君，偏偏是以女主临朝，不但天然地便有些难以言说的劣势，后世之继承还是个老大难题。也正因此，我相信母亲比之男人，更愿意有些为后世所仿效的创举。
母亲坐直了身子，定定地看我：“你一向有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嘴上说得倒是新颖，真要去做，却还要列一条陈，细细呈奏，才知可不可行。”
我听这意思便知母亲已是意动，躬身道：“儿回去就上疏。”
母亲嗯了一声，半晌才道：“写一策论即可，不必特地上奏疏。”又看其他人：“唐休璟所奏之事，你们怎么看？”
贺娄氏道：“妾以为陛下圣明聪断，唐都督久历边陲，二位都以为此事可，便该是可。”
母亲轻轻点头，听婉儿道“它事妾或有进言，此事妾却未有深知，不敢妄议，敢请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