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0章汪精卫投敌
等到周佛海策划的高宗武、梅思平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结果，向汪精卫和他的妻子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陈璧君不满意她的丈夫汪精卫久居蒋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也进行了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
陈璧君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
陈璧君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精卫。
汪精卫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日的决心，说道：“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内，连日秘密的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离开重庆……
周佛海一向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
曾经在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佛海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在1938年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佛海对汪精卫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
周佛海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
但是，周佛海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
汪精卫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汪精卫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汪精卫能沦为汉奸，也是坏在其妻陈璧君和其手下的‘重臣’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
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日方提出的《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委员长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想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可是，汪精卫却在电文中为日方的《近卫声明》辩护称：“日方的《近卫声明》，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
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也……”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汪精卫与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
汪精卫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