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商战例子就是在光绪八年（1882年），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外商进行的生丝大战，耗银2000余万两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导致自己的资金链断裂，而这时清廷不仅没有给胡雪岩足够的支持，反而纵容上海道台邵友濂故意拖延胡雪岩的饷款二十日，各地官僚又竞相从胡雪岩开办的钱庄中提存款，造成挤兑，结果令胡雪岩旗下的钱庄纷纷倒闭。而清廷又下旨将胡雪岩革职，并密查胡雪岩资产，以备抵债，致使胡雪岩负债累累，彻底破产，最终郁郁而终。
当然这个时代的中外商战，中国也不是没有胜利的例子，就是盛宣怀筹办的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后，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联成一气，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的手段，企图挤垮轮船招商局。这时盛宣怀背后的李鸿章果断的给了轮船招商局有利的支持，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保障轮船招商局的业务，结果旗昌公司反被挤兑破产，太古、怡和等公司也不得不与招商局妥协，签订齐价合同，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少有的商战胜利。这也说明在与外国进行商业竞争时，国家的支持是何等重要。
只不过这次商战只是一个特例，而盛宣怀这样能够得到官府全力支持的机遇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总体来看，中国商人在和外国商人的竞争中，基本是呈一边倒的失利，因此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民族资本只能在外商的垄断中艰难的生存，根本无法发展壮大。
这时李松晨又道：“洋商并不可怕，这是在我们中国的地盘上，只要各位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败洋商根本不成问题。难到各位就甘心这样一直被洋商压制，不想扬眉吐气吗！”
到了这时有一部份精明的商人大体己经明白了华东政府的用意，这可不仅仅是为了筹备战争需要的物资，而是统一上海的商界啊，因为按李松晨所说的这样规则，就算战争结束了也只用小调整一下就仍然可以继续运行下去，看来海外华人的野心可不小啊！于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在飞快的计算，如果自己加入海外华人成立的这个军供联会，会有多少得失。
其实类似的商会组织，在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各地方都组织成立过商会，不过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施行抑商扬安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商会组织要么依托帮会势力，干脆自身就是帮会，但这就成为官府打压的对像，难以做大；要么只能依附于官府，但这就要受官员的更替影响，难以維持长久，而既使能够維持长久，也没有自主的能力，往往成为官员们的为自己敛财或营造政绩，甚致是打压异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