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了赵凤昌讲说他和秦铮的谈话之后，张之洞的神色也不禁变了一变 ，自从光绪七年（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后来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干了20余年的封疆大吏，威风到是威风，但在张之洞的心里，一直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入主军机，执掌朝政。毕竟封疆大吏再威风也只是地方官员，而入主军机就等于是当朝宰相，执掌朝政大权，这两者是不可相比的。
另外张之洞和李鸿章一向不和，但李鸿章处处都压住张之洞一头，两人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出任总督，但李鸿章出任的是清廷八大总督中排名第一的直隶总督，比张之洞的两广总督高出一线；而且李鸿章是清廷250余年以来，唯一一个未入军机而有中堂之名，人皆称李中堂，可要比张香帅好听得多，因此有时张之洞的心里也颇为不平，大家都是总督，就算李鸿章是排名第一的直隶总督，但凭什么就能称李中堂，而自己却只能称张香帅。
如果自己和海外华人达成这个交易，自已真能入主军机，把张香帅正式升级成为张中堂，张之洞心里自然高兴，虽然海外华人的意思是同时把自己和李鸿章都推入军机，但张之洞也并没有异议。
其实严格来说，张之洞和李鸿章并不算是政敌，李鸿章最大的政敌其实是翁同龢，而不是张之洞，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和李鸿章还属于同一阵营，两人实际都同属于洋务派。
而张之洞和李鸿章结怨，始于中法战争。当时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因推荐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正想要一鼓作气，把法军驱逐出越南全境，恢复越南藩属。但李鸿章却一力主和，与法国签订和约，放弃越南，终于使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并让法国的势力深入中南半岛。甚致张之洞电奏清廷，应缓期撤兵，以观其变，却遭李鸿章传旨斥责。从这时起，两人便开始互相看不顺眼。
后来到甲午战争时，张之洞力主对日用兵，在清军陆海均败的情况下，张之洞甚致向朝廷上奏，允许他带兵勤王，当然张之洞的勤王行动只是一种姿态，并非真能自己带兵去与日本打仗，但也因此得到清廷嘉许。而李鸿章则认为战局对清廷不利，只能与日本议和，而张之洞支持主战，不明大势，书生意气，而向朝廷上奏勤王，不过是凭口舌之利，徒以虚名。因此批评张之洞“张南皮为官数十年，犹不免书生之见”， 而张之洞也不客气，反讥李鸿章“李合肥议和二三次，公然以前辈自居”。
但两人毕竟不是那种不死不休的政敌，在大程面上，两人还是可以合作的，就像这次东南互保。而且张之洞也明白，要讲入军机，李鸿章其实比自己更有资格，毕竞这么多年的李中堂可不是白叫的。
不过张之洞到也不是那种为了升官什么都可以卖的人，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因此道：“按竹君所言，海外华人其志非小，效当年三藩之故事，割据一方，裂土称王，将来难免尾大难掉，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啊，如此老夫与他们合作，甚致卖给他们武器弹药，岂不有助纣为虐之嫌吗？”
赵凤昌道：“香帅之虑不无道理，不过唯今之计，海外华人早己攻占靑岛、威海，立足山东己成事实，何况从表面上看海外华人也确实为我大清立下沷天之功，为250余年所未有，现在愚民不辩事非，多为其所蒙骗，其势己成，不可轻动。而且让海外华人其割据一方，也总好过让他们执掌朝政，且现在又有俄国大军压境，而能拒俄者，唯海外华人而己，因此香帅卖给他们武器弹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正所谓两害相逢取其轻，又云火燎眉毛，先顾眼前之事，而长远之事，从长计议。”
张之洞也点了点头，道：“竹君之言，诚如斯也。”
赵凤昌又道：“何况我们现在财力不济，卖给海外华人武器弹药，一则助其抵御俄军，护我大清疆域；二则是可让我们有缓解财力，使汉阳铁厂维持经营，先把这眼前的难关度过去，等香帅入主军机之后，执掌朝政，主持变法革新、除弊兴利，富国强兵，海外华人纵然割据一地，又有何惧哉，只需徐徐削之即可化于无形，而且朝廷安危，在内而不在外，在徳而不在险啊。”
张之洞听了，也不禁苦笑一声，知道赵凤昌的话说得确实没有错，如果清廷自身能够励精图治、奋发图强，那么列强也好、海外华人也好，都不算是心腹大患，只是现在的清廷能不能自强呢？张之洞为官数十载，深知朝廷积弊己深，万难返回，而且还有满汉之争，因此想要富国强兵，可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就算是自己入主军机，执掌朝政，恐怕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不过就是免力维持。当初举国上下办了30余年洋务，打造了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结果甲午一战，被日本这样一个茸尔小国打得大败。在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曾自诩为清廷的裱糊匠，而张之洞听了以后也颇有同感，李鸿章是如此，自己其实又何偿不是。
而海外华人回归不过半年有余，兵势之强，犹在日本之上，虽然秦铮一再表示海外华人的武力虽强，但治国理政能力不足，但张之洞明白这不过是歉虚之词，因为兵势的强大，决不是凭空而来的，海外华人在海外建国数百国，如果不善于治国理政，怎么可能建立起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呢？到是有一点秦铮说得并没有错，就是海外华人是初回中华，对中国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