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生产效率和工业化的角度来讨论穿越集团的土地政策，以前到是很少有人这样考虑过，甚致可以说是根本就沒有。但安显桂、鲁宏所提出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集约化农场式经营确实是一个展的方向，而且在旧时空里，中国己经朝着这个方向展；而展工业化，也确实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这个时代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人阶层，因此需要产业工人，只由农民转化。
鲁宏又道：“各位大概在上学的时候都学习过欧州的圈地运动吧，简单的来说，圈地运动就是一方面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将农民手里的零散土地集中起来，展集约化农场式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只能靠在资本家开办的工厂里去工作，从而转变成为产业工人，这样一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工业的展，而工业展了，产品丰富了，生产工俱提高，反过来又可以协进农集约化，农场式经营的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现在当然不可能搞圏地运动，但是否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确实值得商榷。大家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把没收地主的土地集中起来搞集约化农场式经营，而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将无地的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这样不也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了吗？而农民虽然没有了土地，但有了工作，也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样同样也会支持我们。”
张子辰道：“但是在旧时空里，我们不是工业、农业一起展的吗？并没搞什么集约化农场式经营，不是也同样实现了工业化？”
鲁宏显然是对此早有考虑的，立刻道：“旧时空的经验只能做为参考，不能生搬硬套，因为这两个时代的情况是不同的，在旧时空里我们建国是在5o年以后，虽然这5o年里从总体来看，中国一直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一些局部的时间段，还是获得了一些稳定展的时间，其中包括有北洋政府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虽然这两个黄金十年并没有民国粉们吹嘘得那么伟大，并沒有使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意义的，至少通过这两个黄金十年，确实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展，而且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
“尽管在建国以后工人阶级的数量在全国人口的比率中仍然很低，但由于中国的人口总量大，因此绝对数量仍然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而这一批工人阶级也就是旧时空里，新中国完成最初的工业化展的基础，用不着再从农民中转化产业工人，即然工业化吸纳不了农业人口，那农村的集约化农场式经营也就不可能进行，这会造成大量的农民失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这就是旧时空里土地政策的时代背景，而这个时代沒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人阶层，这是最大的时代区别，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展道路应该改一改。”
虽然安显桂、鲁宏提出的问题确实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但李松晨、曾东毕竟对这个时代的农业情况有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两人思考了一阵，又简单交流了两句，就现了安显桂、鲁宏提出的问题中的漏洞，干是曾东先言道：“其实类似于集约化农场式经营在中国古代一直都存在，虽然中国古代的大部份地主都是靠出租土地收入，但也有一部份经营型地主就是自己雇工，管理耕种，尽这不是主流，但也并不个案；而且我们在天津、青岛也开办了两个农场，也就是釆用的集约化农场式经营。”
“不过尽管集约化农场式经营代表着农业展的方向，但要想真正了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还是建立在农业机械化和化肥普及化的基础上，而在目前的生产力、农业技术水平条件下施行集约化农场式经营，虽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提高有限，而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也増加不大，另外集约化农场式经营需要前期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还要经营者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这些都不是这个时代的农民能够干得成的，反到是只有地主才能做，这就和我们的初衷相违了，因此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并不宜推广集约化农场式经营，而是仍然应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但可以由政府牵头，开办少量的农场，一来是积累经验，二来是起一个示范效应；另外对少数经营型的开明地主，也可以开放一面，等主客观条件成熟以后，以村为单位，逐步推进集约化农场式经营。”
安显桂、鲁宏听了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鲁宏才道：“那么工业化的用工缺口又怎么解决呢？最多一个月，德国的机械设备就会到达青岛，那时青岛至少有1万人以上的用工缺口，而到了明年，随着各个工厂的完全投产，甚致是扩大规模，以及新的工厂开办，用工缺口会扩大引3-5万人，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才行。”
李松晨笑道：“这和农村分地并不矛盾，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个时代的农民对做工是并不排斥的，在每年秋收以后，新年以前，都会有大量农民进城去打零工，贴补家用，而且有些商人也会在这个时候到农村去招短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来吸引农民务工，比如允许务工的农民在一定年限內保留农村户籍和土地，在这个时代，做工人的收入要比种田高得多，而且农民都是希望进城安家，成为城里人这个心态，和旧时空里是一样的，当他们当了几年工人，由其是开阔了眼界以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