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军机大臣之外，清廷还有四个重要的官职，就是北洋大臣、总理府衙门、直隶总督、武卫五军总节制。在甲午以前，除武卫五军总节制之外，其他三个都是由李鸿章一人兼任。
其中算北洋大臣的责权极大，理论上来说可以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这样重要的职务，自然是交给满人，因此由庆亲王出任。
总理府衙门最初主管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后来连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也归它管理，和北洋大臣有相当一部份重合，主要是因为在曱午以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李鸿章兼任，现在又回归到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当然是由这方面最在行的李鸿章负责。
武卫五军总节制实际是总督北京的军队，职务虽然不高，但却是至关重要，一向都是荣禄出任，现在当然也不例外。
而直隶总督袁世凯未入军机，因此看似满汉平分秋色，但实际是满人稍胜一筹，慈禧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主要的持政官员确定下来之后，慈禧又以光绪的名议，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诏书】，又称【辛丑变法诏书】，正式宣布清廷变法，对清廷以前的做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并且要求各地官员，都可以对朝廷的制度提议改革，这也就是旧时空著名的清末新政。
同时清廷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门理变革新政的机构，叫督办政务处，负责办理学校、官制、科举、吏治、财政、军政等变革事务。由庆亲王、李鸿章、荣禄、王文韶、赵舒翘、鹿传霖、瞿鸿禨等人担任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为参预。负责制订“新政”的各项措施，接受各地官吏章疏，办理全国学校、官制、科举、吏治、财政、军政、商务、邦交、刑律等事务。
其实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就己经开始反思以前的做为，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朝廷的制度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死守着老一套，大清非亡国不可，何况现在朝廷的大患可不仅仅是洋人，身边还多了海外华人这只猛虎，而且海外华人对朝廷的危胁更为巨大。
现在慈禧也十分后悔，绕了一圈最后还是绕到变法这条路上，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其实从慈禧心里来说，并不排斥变法，把她说成是保守派，也未免有些冤枉，如果慈禧真的保守，也就不会有洋务运动了，而慈禧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正是由于戊戌变法威胁到了她的权力，因此慈禧才毫不犹豫的废掉变法，囚禁光绪，但现在想来，当初到不如由自己来主持变法，一来不会由光绪乱来，二来也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但现在后悔也晚了，只能再回头拾起变法这面大旗来。
当然，清廷回京之后，天津分治的问题也就不能再拖下去了，虽然海外华人暂时不会和朝廷翻脸，但漕粮、税银的运输问题却是要马上解决的，于是慈禧立刻下令，命令直隶总督袁世凯立刻与海外华人进行协商，尽快解决天津分治的问题。
袁世凯也不敢怠慢，立刻向天津发公文，要求立刻进行协商，落实青岛密约中关于天津分治的协议，而李松晨接到了袁世凯的公文之后，也马上向华东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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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
夏博海呵呵笑道：“清廷的这份诏书写得到是不错啊，检讨总节的确实很深刻啊。”
肖建军道：“检讨深刻有什么用，关建在于怎么做？”
王云鹏点了点头，道：“秦政委，你怎么看清廷的这次新政，有可能成功吗？”
秦铮摇了摇头，道：“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机率绝不超过5％。”
收到了李松晨的报告以后，华东政府立刻招开行政会议，协商和清廷解决天津分治的问题。本来这种行政会议，秦铮不应该出席，因为他是立法机构，但青岛密约是秦铮出面和李鸿章谈定，而且秦铮又熟知历史，于是还是请秦铮来参加这次行政会议。
王云鹏道：“政委，为什么清廷的新政成功率不高呢？”
秦铮道：“首先变法的动机就不纯，不能说慈禧搞新政没有为了清廷富强的因素，但这决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维持慈禧的权力，这就注定了新政几乎不可能触及到清廷制度的根本，皇权专制，而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如科举、军事、财政、官制等方面做修正。当然任何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改革简单的，后改困难的，也不失为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在旧时空里就有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只要给淸廷足够的时间，清廷是可以完成这次变革。这样的说法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问题就在于清廷没有时间了，因为甲午战败、庚子国变让清廷的威信力降到了最低点，民众，主要是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己经失去了慢慢变革的耐心，而是寄望于急进的一步到位的变革，这就势必会激起朝廷和满族贵族与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冲突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