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
随着一声长笛声音，福祥号客船在牵引船的拖引下，缓缓的驶入港口，在客运码头的一个泊位上停靠，这个泊位的岸边插满了彩旗，在客船停靠的地方还挂着一面大横幅，写着“庆贺福祥号客船首航成功”的字样。而这时在福祥号客船的侧舷上，也挤满了客人，观看港口的景像。
原来福祥号客船是青岛造船厂建造的一艘近海客船，排水量3500吨，航速为12节，可以搭载500名旅客，并且设有100间客房，另外还可以搭载800吨的货物，能够在6级海况下行驶。刚刚从上海走了一个来回，完成了首次航行，如果这一次航行没有大的意外，下一次就将从天津直达上海。
这时在客船的二层侧舷上，聚集着一群年轻人，约有7、8人，年龄都在2、30岁之间，全部都是身穿洋服，留着短发、未系辫子，正在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神色之间颇为兴奋的样子。
“星台，看来这海外华人确实是有些阡陌，只看这港口的繁忙景像，但却秩序景然，人货多而不杂、忙而不乱，虽然还不能和东京、大阪这样的大港口相比，但文明气像，到是相差无几啊。”
“是啊，只看这港口，确实有几分现代城市的样子，看来这次我们来青岛定是大有收获。只是不知道海外华人又是何等风范。”
“我看还未能就此定论，只是一座港口而已，如果以繁荣景像、秩序而论，上海、广州的港口也未必相差多少。”
先前说话的那人摇了摇头，道：“上海、广州的港口均是在租界，由洋人管理，而清廷治下的港口几曾有过这样的气像，我的目力虽然不佳，但也见岸上的执事人等均是我中华汉人，因此仅此一点，也可见海外华人之不凡了。”
又有一人呵呵笑道：“也是，夏先生仍诚实豪爽之人，绝不会故做浮夸之言，咦！夏先生在那里？怎么没有出来，这都快要下船了。”
“夏先生和黄先生、徐先生、秋先生还在船舱里说话，他说了，让我们别急着下船，等在船上多等一会，等其他的客人都下了船我们再动，到时候自然有人到码头来接我们。”
其他人听了，也就都放下心来，继续谈笑，又过了好一会儿，船上的客人也都己经下得差不多了，这时正在御货，只听脚步声响，又有3、4个人来到船舷边，为首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老人，身材魁梧，方面大耳，长髯垂胸，其他几人的年龄也都较长，均在30岁开外，还有一名女子。
这群年轻人见了，也都纷向打招呼道：“夏先生。”
原来这老人正是夏思痛，他在1902年底受华东政府的委托，到海外去寻找有志革命之士，到山东来共图大事。夏思痛出海之后，先到南洋，足迹遍及东南亚诸岛，到是也结交了一些华商、志士，不过都是零散数人，不成组织，而且那里华东政府的名字未显，因此也都对华东政府不感兴趣。
夏思痛在南洋游历了大半年，虽然成效并不大，但也增涨了不少见识，而且也打听清楚，在日本聚集着大量的革命志士，组建的团体众多，声势颇大，于是夏思痛又来到日本。结果和华东政府的爪哇护侨行动错过了。
虽然是初到日本，但夏思痛的交往颇广，既使是在日本，也能经人转托，交结到不少人，生活衣食不愁，而几个月后，经人引见介绍，和不少革命者相识。
其实在日本结识革命者，根本不需要有人引见介绍，因为在日本，中国革命者的行动基本是完全公开的，不仅能够随意的聚会、结社、发表演说、组织社团，甚致是创办报纸杂志出书，可以公开宣扬武装推翻清廷的主张。尽管清廷多次向日本发出抗议，但日本政府以言论自由为名，对此基本不闻不问，还有不少日本政界、工商界的人员和中国的革命者结交成友，甚至是资助革命者，因此说这时的日本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到是一点也不为过。
日本当然不是好心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只是一种两面下注的手段而己，毕竟日本和中国的文化相通，又知晓中国历史，不少日本政治人物都认为，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清廷实际己经进入王朝末期，基本己经无力回天了，只是能够苟延残喘几年而己，因此现在的革命者，在将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日本政府有必要和革命者中的知名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政界人士可以和他们建立私人友谊，将来日本就能对中国保持足够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在日本比较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主要是3个，一是由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二是由黄兴、宋教仁创办的华兴会；三是由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创办的光复会。
其中当然是以兴中会的影响最大，因为兴中会虽然是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但在1895年就在日本成立分会，在日本己有近10年的发展，而且兴中会的创办人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也是最高的。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到这时为止，孙中山己在中国组织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尽管这两次起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是有行动，这一点要比其他只说不练的革命团体当然是要强得多。
而另一方面，则是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公使馆的蒙难经历。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地球报》均对此进行了报导，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