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杨育新连夜给青岛行政院发去了租船建议，到到第二天下午，就收到了行政院的回复，同意杨育新的建议，并且说明当前一切以备战为主，保障物资的供应。
而下午的时间，白流苏也回来向杨育新汇报和太古航运公司协商的结果，太古公司同意，如果华东政府能一次租船在10艘以上，愿意以7折的价格，租船给华东政府，并且还和白流苏草签了一个初步的意向协议。
看完了白流苏带回来的意向协议，杨育新也十分高兴，因为一但要确定租船，肯定不止是10艘，而7折的价格己经非常低了，利润确实不高。其实这个时候上海的几家航运公司的价格都差不多，可以保证一定的利润，但也没有暴利，只是用自己的航运公司，是肉烂在锅里，利润还是在华东政府内部。而太古能将价格降到7折，确实是没有多少利润空间了。
上海的航运市场格局的形成，也是几经变化，最初是以太古、怡和两家为首的国外资本为主，后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强势介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而在庚子国变之后，华东政府又插进一脚来，形成了四方混战。不过在华东政府插足上海航业之前，上海航运的价格是相当高的，在轮船招商局进入上海航行业之后，和太古、怡和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激烈争斗，当然这场商战是由太古、怡和发起，故意压低船价，企图以低价格挤跨轮船招商局，不过李鸿章一面不断给轮船招商局注资，一面将清廷的漕运都包给轮船招商局，以保障招商局的收入，结果反到是太古、怡和首先抗不住了，只能和轮船招商局协商上海航运市场份额的分配。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对外商战胜利。
不过轮船招商局与太古、怡和协商之后，三方反而联起手陇断了上海的航运市场，使航运价格大幅上涨，甚致出现了从湖北到上海的船票最高达到2000白银。而这也成为轮船招商局被后世诟病的地方，不仅没有保护民族利益，相反还和外国资本勾结起来，掠夺民族财富。
在华东政府航运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太古、怡和曾打算采用价格战的方式，挤走华东政府，并且还想拉轮船招商局一起入伙。不过华东政府却主动找太古、怡和，以及轮船招商局，要求协商航运的价格，并且严正警各方，不要试图和华东政府打价格战，因为自己有华东政府的内部物流为保障，根本不怕他们的价格战，而且一但那方首先发起价格战，将会遭到华东政府的强力报复，华东政府会在山东、天津各港征收高额的入港费。
而在华东政府的强势压迫之下，太古、怡和只能妥协，而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把华东政府挤后，不过各方协商时，华东政府要求航运价格必须合理，既要保证各方的利益，但又不能过于离谱的高，而各方比拼的应是自己的管理组织协调能力、工作效率及服务，结果让有华东政府参与的航线价格均大幅下降，由其是从上海到天津的航线，降价幅度超过了60％。
经过了两年的运营之后，轮船招商局首先在比拼中败下阵来，遭糕的管理和低下的工作效率是轮船招商局最大的问题所在，尽管盛宣怀有相当的能力，但一来是盛宣怀要管的产业太多，不可能将精力都放在轮船招商局上；二来是盛宣怀毕竟还是中国传统的商人，不可能在轮船招商局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因此也无力应对激烈的现代商业竞争，加上日俄战争的影响，在1904年8月以后，轮船招商局干脆放弃了经营上海到天津的航线，只保留清廷的漕粮、漕银运输。
而太古、怡和到是要好一些，他们毕竟都是近代企业，管理、运行、效率都要比轮船招商局高得多，而且又有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支持，但利润也大幅的降低了。而且这两家公司毕竟是外国资本，因此在运营成本上要高一些。于是两家公司在1903年决定合并，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那知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日俄战争爆炸，整个远东地区的经济都大受影响，太古的业务也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货船闲置的情况，反到是华东政府因为备战，购买了大量物资，而且在1904年里，由于给日本提供了一些物资，因此航运业得到了大幅的发展，营业额大涨，甚致运力不足。不过太古毕竞是资本雄厚，而且深知上海到天津这条航线的价值，只好咬牙苦撑着。
而这时华东政府向太古租
船，简值就是雪中送炭，因此太古宁可打折租船费用，也要促成这单交易，虽然没有什么利润了，但至少可以维持公司的运营。
不过能够谈到这一步，白流苏显然也出力不少，而且这次是由她独自去和太古公司进行协商，说明她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因此杨育新的心里也颇为感概，当初自已收白流苏，虽然知道她是留日的海归，但主要还是看上了她的容貌，却没有想到还真的捡到宝了。
这时白流苏道：“首长，我回来的时候，遇到马老板的师爷，他说马老板想约您晚上吃个饭，并且把他生日宴会，还有租地的事情定下来。”
杨育新听了，立刻精神一振，他一直都在等着这个消息。原来这个马老板名叫马芮成，是云贵一带的商人，据说家资巨富，和云南的钱王王炽并肩的人物，其资产达数千万两白银之巨，生意遍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地。
马芮成是在1904年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