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他们最后一次去找董晓晴谈话的当天，董晓晴从门口电井门里取走了一份快递，”陶然说，“单子印得很清楚，能从镜头里看见，是董乾寄给自己的。”
骆闻舟看了费渡一眼，如果说刚才费渡的眼神还有点懒洋洋的，那这会就是彻底清醒了，盯着免提手机的神色锐利起来。
骆闻舟说：“但是如果我没记错，肖海洋最后一次走访董家的时间，距离周怀瑾遇刺中间有好几天，撞死董晓晴的人为什么没有趁这个时间动手？”
“因为当时董晓晴家里隔三差五就有媒体的记者蹲守，她又一直躲在家里没出门，入室谋杀的风险太高，而且没有人能确定董乾寄回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董乾寄回家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贸然行动反而会打草惊蛇。”
骆闻舟不知想起了什么，神色淡淡地“嗯”了一声：“你接着说。”
“三天后，董晓晴出门，先是顺路去花店买了鲜花，又乘坐公交车去了恒爱医院，谁也不知道她包里还藏了一把刀，那女孩当时就像是无辜无害的肇事司机家属，心怀愧疚，去探望受害人家属。我觉得那时候跟踪她的人也没想到她能干出当众捅人的事。”
骆闻舟听到这，沉默了一会，然后他说：“董晓晴收到董乾寄回家的邮包以后，自己过了三天，最后还是选择了报仇。”
人在一时冲动下，什么都干得出来，可是冲动终归只有一时，天大的变故也不能让人冲动三天，这三天里，董晓晴独处时都在干什么呢？
她可能在想方设法判断邮包里信息的真伪，也可能是在谋划怎样报复周家人。
她有肖海洋的联系方式，也能随时能打‘110’。
她曾经迟疑过吗？
有没有那么一时片刻，她拿出手机按下号码，想过把她手头的一切交给警察，等待社会给她一个结果——无论她父亲是受害者还是杀人犯？
费渡有些吃力地曲起上者吊针的手，用关节轻且有节奏地敲着旁边的病床护栏，被骆闻舟一把捏住了手指。
“别乱动，”骆闻舟低声说，“我不是搞谍报的，没有听译摩尔斯电码的功能。”
陶然反应了一下，才意识到他在和谁说话，忙问：“你开了免提吗？我说怎么有回音——是费渡在你旁边吗？费渡，醒了啊？今天感觉怎么样？前天我们去看你时候你还不太清醒，看见哥给你买的水果了吗？小乔还给你带了一只熊。”
水果多半已经进了骆闻舟那吃货的肚子，熊的脑袋被手欠的骆闻舟用水果包装袋套住了，摆了个高举双爪、紧贴墙角的造型，应该是一只刚抢完银行就被警察堵住的劫匪熊，扮相相当有品味。
陶然说：“那天可真吓死我们了，你不知道，老骆都……”
骆闻舟的反应快如闪电，听了个音就预感到“陶大嘴”后面是什么话，当机立断地打断他：“他还不能说话，也不能吃，水果都孝敬我了——行了别废话，赶紧说正经的，你这种推测的依据是什么？董晓晴他们家住的也不是什么穷乡僻壤，如果她一出门就被人跟踪，那天为什么没查出来？”
陶然这个敬业的同志，注意力就好像是个指南针，虽然偶尔遇到扰动，但轻轻一拨，总能自动专注回工作。
被骆闻舟一打岔，他立刻忘了自己方才要爆的料，连忙正色起来：“因为刚开始的调查重点错了——董晓晴出门后，从家到花店这段路上，大概有十几个天网摄像头，其中有八个拍到了她，之后她在距离花店五十米处上了公交车，前往恒爱医院——我们当时重点调阅了那八个拍到过董晓晴的镜头、跟她在同一站上公交车的乘客以及那辆公交车的尾随车辆，结果一无所获。”
骆闻舟皱起眉，有一下没一下地揉搓着费渡干燥冰凉的手指缝。
“后来我们在花店附近征集线索和周围的民用监控，第二轮排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骑行者。”
骆闻舟没听清：“骑行？就是那些骑个自行车、浑身包得一点皮都不露的？”
“对，这个人骑自行车的人是被一个书店侧门的小监控拍到的，当时好像是在路边休息，脸上包得很严实，还带着墨镜，距离董晓晴等待公交车的车站只有不到一百米，随后这个人抄近路到了董晓晴乘坐的公交车途径的下一站，收起折叠车上了公交，只坐了两站就又下去，中间没有和董晓晴有任何交集，所以我们刚开始没注意到这个人。”
“会不会是巧合？”骆闻舟说，“这个人可能本来没想坐车，恰好骑累了而已，不能因为人家防晒就怀疑人家吧？”
“不是巧合，”陶然十分肯定地说，“因为撞死董晓晴的那辆被盗车辆，正好就是从他下车的这一站和下一站之间缀上董晓晴所在的大巴的。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又回过头来查董晓晴家附近——有三个镜头曾经拍到过他，大致画了画这个人的路线，我们发现这个人几乎是一路跟着董晓晴，他骑车比走路快些，刻意绕了不少小路，完全避开监控是不现实的，但他非常小心地避开了可能拍到过董晓晴的监控。”
跟踪者不和董晓晴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避免与她在同一站上下车，把警方注意到他的风险降到最低。而就算运气实在不好，警方还是注意到了他，骑行者密不透风的打扮也会让他很被辨认出来。
这个人专业、谨慎，反侦察意识像是训练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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