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从唯生产力论和劳动导致国民财富总和增加的观点来看，陈健在欢迎仪式上作死喊的这一嗓子也是正确的。
大荒城不是北大荒，不是传说中牛虻大如蝉、冬天尿尿用棍敲的北大荒；黑天鹅河不是淡水河，不是疟疾肆虐、瘴气蔓延热带病蔓延的热带；天涯海角也不是阳关之外的荒芜草原、山脉纵横的高原冻土。
这里的土地近乎无限，但却只有人的劳动才能从这些土地上创造价值。即便不改变生产工具、即便没有快速的科技加成，这些地方仍旧是适宜移民开垦的土地生产工具没有进步，但是那些无法发挥自己全部劳动的耕种三五亩土地的人，变为可以发挥自己劳作极限的耕种三五十亩土地的人……怎么算各种农产品的总产量也是提升的、国民财富的总和也是增加的。
如果共和国真的是一个整体，拥有所谓的超阶级的族群的利益，按说这次环球航行之后超阶级的利益联合体应该讨论的是以强大的组织力大规模开展移民、计划分配、以有形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将国家的总体财富和资本投入到与移民有关的事业上。
以计划调控的方式代替自由流动，不管是人口还是资本，此时此刻以族群利益来说这是最佳的、最有效率的选择。
只不过这是臆想，陈健清楚自己说的那番所谓的提案，会理所当然地被否决，哪怕是自己的理由再充分都毫无意义。
所能留下的，也只是从这场否决中制造更为愤怒、渴望变革、对传统的议事会极度不信任的庞大底层国人。
这是一场必须的启蒙教育，而且理由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理论，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
但于此时，陈健的这番话，博来的只是“为民请命”的高风亮节，反正没人敢明着杀他。
大约有点像是大洋之外的东林党，但区别就是陈健除了骂之外，还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在默默地准备掀桌，因为知道了怎么办的同时也知道不闹腾办不到。
怎么办，很重要。
只是有时候为了实现怎么办的办，需要用些迂回的手段。
抵达都城后，陈健除了和那些共和国的大人物们谈笑风生，用他学到的历史观去讲解世界的局势外，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都城的街头进行演讲、写评论、利用墨党在都城的组织印刷小报。
基本内容主要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古典政治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皮毛。比如国民财富是钱还是劳动产物？比如国人与国家的关系？比如深刻地剖析为什么海外那么多土地却仍旧没有人进行投资？比如解释资本的自发流动性等等问题。
效果显著，每日听讲的人少则数千多则数万，与大洋之外的顾宪成在无锡惠山外的东林书院交相辉映，然而效果也是同样的然并卵。
一份份小册子、报纸发表出去；一张张开启民智地理尝试的建议世界介绍送出去；一次次关于劳动创造价值概念的演讲……换来的是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无非是多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在这些宣讲宣传鼓动的时候，真正的大人物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不声不响中，都城中新颁布了一条名为《海外贸易公司股份限定法案》的法案。
以为了防止大规模走私，以及方便管理等为理由，这条法案要求除已经成立的南洋公司和大荒城移民公司之外，新成立的海外贸易公司必须拥有五百万枚银币以上的股份进行注册。
且鉴于海外贸易公司可能有逃税、走私等倾向；且资本容易外逃到别处而且商人唯利是图；大规模的海外公司必然拥有大规模武装等等原因……
所以新成立的海外贸易公司的发起人，必须是拥有三万亩土地及以上的共和国支柱，因为人和白银可以跑，但是土地跑不了，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任抵押。
听起来很有道理，可随后目的就露了出来。
随后，许多大家族成立了一家名为“华夏印度公司”的股份制公司，并且在请求王上同意后，以每年百分之十的收益收归共和国所有为代价，获得了从马六甲海峡到天涯海角之间贸易的垄断专营权，且垄断权限除非王上和议事会双重否决，否则垄断专营权为无限。
不是每年包税的，因为印度那地方只是听起来富庶，且有包税制度，所以理论上地租和武力征服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但因为只是听起来却并没有真正获利，因而是以将来百分之十的收益为代价获得垄断专营权，也就不需要现在就开始往外拿钱。
至于五百万银币以上的股份限度，则是用地契不动产作为一种变相抵押，而如果是商人出资，这五百万银币就必须是实打实的金钱和流动资金，这就限制了商人和工业资本家们成立第四家海外贸易公司的可能。
公司的股份和南洋公司的社会募集不同；和大荒城移民公司的党产所有也不同；而是规定募集的股份为了便于管理，不以小额股份为目标，最低一股为一万五千枚共和国标准银币。
实际上，这就是相当于一些大家族们什么都没出，但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弄到了垄断专营权。这个专营权的坑先占住，自己哪怕不经营，也不准别人经营。然而一旦有利可图，自己又根本不需要出多少资本，自然会有大商人们选择投资，权利的垄断如同腐肉、大资本如同蛆虫。
陈健在南方闽郡之类成立公司的时候，尽可能把商人们挑选出来，在主导权上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