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川是我的老首长，我们笑称他为“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兵”，是因为他参军到了北京之后，从普通战士一直干到副军职领导干部。秦大川现在已经退休，以下记录的是他给我们讲述的他在北京当新兵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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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1968年参军来到令很多人向往的首都北京。与我一起入伍的那批农村兵，大部分是小学文化，有一小部分是文盲，还有一小部分是初中毕业生，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凤毛麟角，在新兵中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新兵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驻在北京郊区的某部机关警卫通信连一排二班当战士。
一排二班班长崔永来是个已经服役两年多的老兵，他让我和从同一个公社一起入伍的老乡杨箩筐结成“一对红”，开展一帮一活动，可能考虑我是有知识的“老三届”，能说会讲，大批判稿也写得不错，可以帮助箩筐学习文化；而杨箩筐是个只知道学校大门朝那边开，但是从来没有进去念过书，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他的力气大，投掷手榴弹一出手就是四十多米，能够在军事训练和干体力活的时候帮助我。
杨箩筐从小在田地里干惯了农活，力气的确是很大。晚上紧急集合，连着跑两千米，大气都不喘一口，我跑到后半程，一只手悄悄地拉着他的背包带还跟不上队伍。到机关农场参加劳动，每人四垅麦子，我腰酸腿疼的刚割到地中间，杨箩筐已经割到地那头返回来接应我了。
杨箩筐看见书本就发懵，听说学习就头疼，为了教他学文化，我是伤透了脑筋。
人们经常形容文盲的一句话是“目不识丁”，为了形象教学，我从墙角里捡了半截铁钉子，让杨箩筐先学习认识“丁”字。还捡了一大一小两个石头蛋子，让他学习认“大”字和“小”字。
箩筐握惯了锄把子的手捏着笔杆子显得特别费劲，学写字的时候手里的铅笔在纸上一戳一个洞。
“学写字不是捅马蜂窝，劲要用得轻一些。”我对他说。
不过，箩筐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午饭后和晚饭后，我们都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大伙一般在宿舍外边嬉戏打闹，只有箩筐在屋子里爬在床板上撅着屁股练习写字。
过了两天，我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个“大”字，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说不出，我就拿出大石头蛋子启发他。箩筐想了想说，这念“大石头”。我说，这不念大石头，是念“大”！我又在纸上写了个“丁”字，把半截铁钉子也放在旁边，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看了看说，这念“小铁棍”，噢，不对了，这个字应该念“小”。
我哭笑不得。
按照要求，部队征兵的时候不能接收没有文化的青年入伍，但杨箩筐的叔伯哥哥是他们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他不但让杨箩筐报名当了兵，还在文化程度一栏里毕业”。当时，农村青年为了能当上兵，虚报学历的现象并不少见，与我分在同一个班的新兵梁继亭，只上了两年半小学，学历那一栏里却填了个“初中毕业”。梁继亭的语文水平很低，汉语拼音一点不会，问他“声母”是什么？他说生母就是亲娘；问他“韵母”是什么？他说孕母就是肚子里怀了孩子快当妈妈的女人。他的算术水平更是低得让人可笑，问他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他说等于四分之二。他加法减法虽然懂得不多，但是乘法除法却略知一二，会说“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俩二一添作五”。
部队的征兵人员知道农村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不是太多，注重的是他们的身体条件，对文化程度不敢有太高的要求，对虚报文化程度的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时候两只眼睛都闭上。我们县有四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有一所高中和四所初中，在校学生不足两千个。而且，由于“大革文化命”，停课搞运动，绝大多数老师受到批斗，无法教学，学生们在学校并没有上过几天正经课，要说学的文化知识，那是屁松屁松！
我还有一项义务，就是帮助杨箩筐写家信、读家信。
给箩筐家里写信的时候，我把他想说的意思在废纸上起个草，先念给他听，修改后再抄到信纸上。箩筐认真地把我写好信纸折迭起来，装进信封，粘贴好，小心翼翼地拿着，到连部交给通讯员盖免费三角章发走。
箩筐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都像小孩子过年收到压岁钱一样高兴。他把信封递给我，我拆封、念信的时候，他用贪婪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支愣着耳朵，半张着嘴，生怕漏掉我念出来的每一个字。一直到我念完了此致、敬礼和寄信人、年月日之后，他还总是止不住地再问一句：完了？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箩筐家里的来信大部分是他的父母寄来的，他们每次都是请生产队的老会计写信，语言半文半白，字体龙飞凤舞，我有时候连猜带估的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有一天，箩筐递给我的信封上，字体忸怩，十分生疏，我撕开封口，发现署名是“秋花”——箩筐上过两年小学的对象，便展开信纸，不假思索地开始念：“箩筐你好，我生了！”
箩筐怀疑自己听错了，好寄地插话问我：“什么熟了生了？”
是呀，生什么了？我心里也嘀咕。
“孩子包（抱）到你家来了！”
我念完这句话，直埋怨箩筐：“你咋没到季节就播种了呢！“斗私批修”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