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了，德拉甘在战壕里点燃了自己手中的马合烟，他把自己的身体缩在散兵坑里，防止被狙击，对于这些战场上的战士来说吸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现代这是一种陋习，但是香烟自传入欧洲起，便同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烟草中的尼古丁具有麻醉和止血的作用，可以缓解伤痛，同时，也可以让疲惫不堪的人打起精神，让焦虑烦躁的人镇定下来，而枯燥、恐惧和伤痛正是士兵们最大的敌人，因此，烟草天然地契合了他们的需要。
烟草在欧洲的流行首先就是从军营开始的。为了缓解战争中士兵的不良情绪，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向本国士兵和雇佣军发放烟草和烟斗。17世纪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虽然不抽烟，也憎恶烟草的味道，但他懂得烟草对于士兵们的意义，因此，法军的战略后备物资中有大量的烟草。烟草有时甚至跟食品一样重要。
由于17世纪的欧洲战争空前频繁，因此，导致了大范围的疫病流行——霍乱、疟疾等流行病很容易在人员密集的军队中滋生，并随着士兵的征战和返乡不断扩散。随之而来的，则是吸烟的恶习被士兵从军营带到了民间。烟草最早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主要就是被用来治病的，它所含有的尼古丁等物质不仅可以止痛，而且可以杀死霍乱杆菌、肺炎杆菌等许多病菌。因此，在医疗水平低下的时代背景下，烟草很自然地成为饱受流行病困扰的欧洲人廉价的灵丹妙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烟民的行列。就连当时最早大力提倡禁烟的英国，也因为霍乱流行而被迫改变了禁烟的态度。
直观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德军的香烟供给非常有限，远不像一些大片里描述的那样丰足。盟军士兵每人每周可获得5至7包香烟，美军更多，而德军每天最多只能领到可怜兮兮的6根香烟或者2根雪茄。虽然他们获准每月可以自掏腰包购买50根香烟，但必须缴纳比一般零售价高出900/0的特别税。这倒不是因为德国的物资缺乏，而是希特勒极其厌恶士兵抽烟。
德国科学家在1939年从流行病学的角度首次证明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希特勒于是有了充分的理由反对德国人吸烟。他在德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吸烟运动，禁止国民在公众场合吸烟，对战场上的士兵抽烟虽然不得不网开一面，但也是严加限制。
然而，在二战的战场上，纳粹士兵并没有因为远离香烟和肺癌而感到庆幸，相反，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香烟而变得愈发颓废和沮丧。在战争前期，德军士兵还可以通过缴获英法等国士兵的香烟来提神打气，但随着战争局势的急转直下，香烟紧缺的问题曰益暴露。
试想一下，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战场上流弹横飞，周围血迹与泥污混成一片，大家昼夜不分、生死不分地挤在狭窄的战壕里，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看到第二天的日出。对许多人来讲，他们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手上的一根烟了，这时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心肺癌，岂不是笑话？更何况，香烟是战场上除武器外少数带有商标的东西，那熟悉的文字和图案如同家书一般，唤起了士兵们美好的回忆，并勾勒着战后他们的美好生活。
就这样，当美国大兵抽着“好彩”“骆驼”，向往着战后的美好生活，当苏联士兵抽着“马合烟”，回忆家乡的美丽田园和心上人时，德国士兵只能在天寒地冻的异国他乡四下里寻找烟屁股。最终，抽烟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指挥着他们的“烟枪”们，打败了不抽烟的第三帝国元首和他手下无烟可抽的军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战败之后，一麻袋极度贬值的帝国马克也买不来一包香烟，于是香烟一度取代马克成为占领区日常商业活动的代用货币。
香烟的流行离不开战争，同时它也是战争的催化剂，对士气和战斗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对那些背井离乡来到战场上的年轻人来说，香烟如同父母或者心上人的照片，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也是他们在绝境中为数不多的精神寄托。
抽着马合烟，德拉甘上尉现在心里稍微舒服了一些，要知道下午的一场血战让他失去了半个连的兄弟，而其他人也纷纷拿出马合烟和从德军尸体上翻到的香烟，抽了起来，连续两天的血战，德拉甘的这个连队已经可以说是老兵了，但是想起已经死去的战友，他们同样悲伤啊。
伊凡少尉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看到德拉甘手里的烟已经要抽完了，于是从自己的身上掏出了一包烟，递给了德拉甘上尉，而德拉甘接过一看居然是骆驼牌香烟，这内务部就是待遇好啊，相比之下马合烟（由抽烟者自己手卷而成，并非机器生产。），但卷烟专用的纸一般很难得到，后勤当然会优先考虑武器弹药和食物，而不是那几张卷烟纸，所以士兵们用各种纸，通常是团部的报纸。部队里只提供直接用纸卷的烟草，想抽盒装卷烟怎么样？自己买！当然，战争时期有钱也没地方买。但就连这在战争中都是很难得，烟草地发放通常都是由高级军官直接掌管。《真理报》和《红星报》是标准的卷烟纸，有的士兵说：“在所有生活方面，他们最在意的就是烟的质量。”马合烟的味道比较象朽木，点燃后就像烧皮革的味道，绝对让没抽过的人“影响深刻“——所以有人说代表俄国地味道是：皮靴、黑面包、卷心菜、马合烟草！
与此同时伊凡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