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三叔内心还有一个不愿承认的事实：没儿子闹的。
生养是淮北媳妇应尽的义务，由此义务获得名正言顺当儿媳妇儿的权利。
这个女人屁股大很能生，生很多儿子，哪怕她满年四季不干活，哪怕做得鞋左右脚不分，哪怕袖子嘎巴的能擦着火柴，也是个合格的儿媳妇儿。
反之，如果光生女儿，那女人就有了缺点。
如果连个肉芽都生不出来，哪怕她擀的面再长，纺的线再细，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这些心酸，哪个女人没有？
凄凄惨惨戚戚，又能如何？
日子依旧像流水，该咋过咋过！
转眼就是新年，过年前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分红。
过年在乡下人心目中的位置，比城里人的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加起来还要重要。
要割肉，要打酒，要买待客纸烟、哄娃娃的鞭炮、写对联的红纸、美人头年画，还有人家要娶媳妇儿嫁女儿；
再不济，也得换两张糊窗户的麻纸……
土地生长五谷，土地不生长这些，这些又不兴赊账要靠钱买。
要说现在谁家最忙，估计是高会计家。
从秋后就要开始算账，前几日高俊和姐姐高仙儿逮着空来喜儿家完。
喜儿随口问了一句：“你爸现在在忙什么呀？”
然后高仙儿立马端坐，捡根树枝当笔。
“会计，我担了高瞎子家七担茅粪，队里种菜用的。四担稀的，净是水，给算三等；三担稠的，茅坑底子上的，算二等吧。”
担粪的高海身上散发着最新鲜的粪坑味道，高仙儿说现在鼻子下还有呢。
喜儿笑得打跌，高仙儿又立马端坐。
“会计，小三儿家猪跑玉米地去里，老母猪带俩猪娃。”
高仙儿见喜儿眼露不解，忙解释：“意思是留个底，分红的时候要扣公分的。”
看来家庭熏陶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啊，瞧这小姑娘，一五一十说得头头是道。
“我老爹现在烦着呢，每天嘴里无时无刻不在嘀咕，有时候连我和弟弟说话都听不见。”
“都嘀咕啥啊？”
“去洪河当民工开回的完工证，媳妇儿计划生育的补贴工，给检查工作的市委副书记管饭借用老苗家的半瓶子油，三升白面，秋后得补钱……”
喜儿听得瞠目结舌，她老爹可管着四个大队，光这每天的琐事儿都能烦死个人。
高仙儿说她们家现在台历上，书皮上，纸烟盒上，废信封上，报纸边边儿上，有时候胳膊上全都是她老爸的字迹。
家里不时有人来，哪儿逮着方便的就写哪儿。
前两天高俊刚挨揍了，因为拉粑粑拿了他老爸一张纸擦屁股了，据说后来屁股都揍肿了。
喜儿很好奇，她爸做会计难道是新手？咋会这么没章法呢？
因为她前世就是学会计的，虽然只学了一年就重生到这里，但最基本的财会知识还是会的呀！
“你老爸以前做啥的？”喜儿问道。
“不懂，反正每天就会写很多很多的字，家里老多老多书了。”
文学作者？不对啊，如果是文学工作者怎么会一下来就干这工作呢？
书？
“你们从以前的家里搬来的？”
“嗯嗯，我们以前住在南京，光书就搬了整整一大卡车，有这么这么多。”高仙儿拿胳膊比了比，不行，实在太多了，反正那一卡车就光拉书了。
两个小女孩儿你来我往，聊得也还愉快，高会计的身份喜儿也算明白个大概。
高仙儿爷爷是个很睿智的老头，眼看时局不对，自家儿子和媳妇儿三天两头被拉出去批斗。
这天晚上，高氏夫妇难得一齐回家，高老头召开家庭会议。
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圈，然后指着那个地方说：“这里是淮北，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
要求主动下放是唯一获得解放的机会，这两件事一开始就是挂钩的。
两天后，高家就来了一伙儿人，在高家门前敲锣打鼓，高呼口号。
高仙儿形容：他们穿着绿衣服，腰间束着人造革皮带，有几张面孔依稀有些熟悉。
一年前这些人也来过一次，上次是来揪斗自己父母的。
他们振臂高呼，喧嚣声响彻整个楼道，还撕下他们家门框两侧已经泛白的红纸标语，刷上浆糊，贴上崭新的标语。
仙儿说，内容已经从“打倒”、“炮轰”、“火烧”、“油煎”变成了“热烈欢送”和“光荣下放”了。
喜儿心里忍不住感叹，这小女孩儿看来因为这场劫难反而认识了不少新字，新词吧？
然后家里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展包扎工作，仙儿的衣橱，书桌全部都用草绳密密地捆绑起来了。
上面还挂着一些白色的小布片，上面无一例外，用毛笔写着：“淮北高石庄—高祥苗青”。
前面是他们下放的目的地，后面是仙儿爸妈的名字。
也就是说，他们和喜儿家一样是下放。
不同的是，一个是主动下放，一个是被动下放。
这是同路不同命，而且是一个天一个地。
被动下放是被剥夺一切，包括自有，未来，财富，地位，人格，尊严。
但主动下放则是带薪的，他们依旧是城市户口，而且还有油粮供应，每个月高会计都要骑自行车数次往返镇上的公社和高石庄。
从公社的粮站驮回米面、菜油，顺带购买一些高石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