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藏品被仔细封箱运出紫禁城送上邮轮，“南明”的粮食源源不断经“京津高速大马路”运到京师官仓存放。
见到皇宫大内不断有许多装满东西的大箱子运出紫禁城、运出京城经“京津高速大马路”送往天津卫港口装船起运，太多富豪意识到了什么。
没多久，许多京城深宅大院里也在打包、装箱，许许多多奇珍异宝涌出京城。
吴有性、方以智在年初就来到王恭厂大医馆治病救人，因为许多流民涌往京城，京郊出现了疫情。
还好京城的卫生状况比历史上大为改观，大量繁殖的猫成功杜绝了鼠患，瘟疫没有大规模爆发。
“南明”医疗团队已经积累了防控瘟疫的诸多手段，大明京郊出现了传染病，“南明”岂肯坐视。
许多医务工作者来到京师，大量药品运来救急，吴有性带着几个专家级医师亲自指挥防控瘟疫成绩斐然，传染面被有效遏制，接下来严防死守，大规模爆发绝无可能。
吴有性、方以智带来的医疗团队在治病救人之时不存在偏见，无论达官贵人和升斗小民都会尽心尽力，出不起医药费的病人还酌情减免。
身穿白大褂的“南明”医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医者父母心，他们不仅仅得到了京师老百姓的爱戴，也让许多闯贼暗探瞧在眼里，还有一些暗探接受了医疗。
崇祯十六年的晚秋，京师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潮，许多已经转移资产来到京师避难的富贾豪商终于发现这里未必安全，他们再次踏上了寻觅安乐窝的旅途。
升斗小民无所谓谁来坐天下，至于“大顺”、大明究竟谁好谁坏没有人说得清，大家只知道南王最好，可惜他貌似没有取京师坐江山的打算。
虽然遭遇大规模资本外逃，但是京师城内秩序井然，因为城中有粮，故而老百姓心中不慌。
老百姓要求不高，能够一日两餐混个肚子七八成饱就是幸福，只要在京师混到温饱的老百姓都犯不着离乡背井移民去遥远的南方。
大明国事多艰，文武更加人浮于事，老高第告老没还乡，而是去了海南岛安度晚年，兵部左侍郎高智谋告假得到了批准，他准备去“新杭州”参加婚礼。
王之臣虽然才六十出头，但是厌倦了朝堂上的尔虞我诈请辞回乡，很快他就接到了邀请函高高兴兴赶去“新杭州”。
梁廷栋、张凤翼、周延儒等等在职的阁老也纷纷告假，崇祯皇帝明明知道这些人是去南王那里露一小脸也无可奈何，留住人也留不住心，随遇而安吧。
京师勋贵也走了一多半，许多人有可能走了就不再回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把资产全部转移了。
有人走也有人来，这有些跟改革开放初期国朝人口流动如出一辙，农民走入城镇，县城居民走向省会，二三线城市的人流涌向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部分精英又出国谋发展。
京师太多有钱有势有实力的原住户去了认为能够有安全保障的“南明”都城“新杭州”，有许多迷信京师城高墙厚固若金汤的山陕、河南、京畿等地的富贾豪商、达官贵人来到京师安家。
他们远走京师时甩卖县城、府城的宅院，接手的大部分人是逃离乡下的地主老财。
京师太多原住户大甩卖房地产，此时的价格低廉倒是有了可比性，许多外地来避难的有钱人出手了。
他们放心选择京师安家的原因不仅仅是这里城高墙厚有京营驻守，最主要原因是京师粮价平稳，精米从来没有超过两个半银币一石。
有粮自安，大部分人认为有坚城、强军和足够的粮草，大明立国二百余载，京师多次被围却从来也没有被任何敌人攻破，此次应该也不例外。
李独眼会取京师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贼骨头也知道探听军情，暗桩、细作早就把京师的情报一五一十回禀。
山陕、河南等地涌来了许多人躲入京师避难，大部分是富人，他们随身携带了华夏大钱庄汇票、存折，见今年京师房价不高果断购买用来安家。
十几二十万人出京师，十几万人入京城，其中当然混入许多闯贼的暗桩。
伪“大顺”朝的匪兵、匪首听说京师有接近百万人口，吃的是油，穿的是绸的达官贵人何其多也，连升斗小民都能够得到温饱，一个个心痒难耐。
黄胜布置的尽撤山陕、河南的战略部署起到了效果，中原不留自己人当然会执行封锁，粮食更加不会往内地运送，如果饿得没办法，老百姓完全可以摆脱“大顺”逃亡沿江、沿海投奔“南明”。
“大顺”地盘打下不小，人口掳掠得不少，可惜粮食和贵金属的缴获十分有限。
灾年粮食贵比黄金，中原地区缺粮严重，李独眼已经在后悔只顾抢掠没有及时组织生产，由于灾害连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贼兵抢大户能够得到的粮食已经越来越少，而需要吃饭的嘴越来越多。
闯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配给制，当然不是公平的配给，而是按照三六九等配给，最基层的炮灰也只不过仅仅能够吃糠咽菜吊着命而已。
而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等等大顺高官跟大明高官一样纸醉金迷，他们还跟大明高官有区别，根本不要脸，连装模作样都不做，一个个显得穷凶极恶，他们大肆藏匿金银财宝，夜夜睡美女天天做新郎。
由此可见，这些人渣根本不具备革命性，他们只不过是想把在头顶上作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