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一路向西的中央红军主力，由于军委纵队吸取湘江战役的教训，狠心抛掉了大批的“坛坛罐罐”，轻装上阵格外轻松，只两天工夫就进入了黔省境内。
黔省是出了名的穷山恶水，地疲民乏，红军官兵们大都来自富裕的长江流域，第一次见到如此贫瘠的土地，不由地瞠目结舌，大感失落。
黔省位于“崎岖不平”的云贵高原，这里的平均海拔在一千米以上，屡处可见悬崖峭壁，峡谷川流，气魄雄伟，使人有惊心动魄之感。自古就有谚语称之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外，黔省毫无疑问，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黔省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之为“干人”，朱老总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
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干人衣不蔽体，一家人里的几个妇女要出门都要轮着来，因为家里往往只有一套衣服裤子。干人们目光呆滞没有丝毫的光彩，唯一的栖身之处是就茅草搭盖的窝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黔省的军阀和地主老财们以挥霍和奢侈闻名全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珠宝、鸦片、盐巴和枪支，他们所住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如弯刀一样翘向昏暗的天空。
他们的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则十分丢人。士兵都是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的，人们称他们为“双抢兵”。这些“双抢兵”对付起境内的“干人”凶恶无比，无恶不作。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黔省周边的军阀，好像谁都能欺负它一两下。
王家烈是铜梓人，自1932年起担任黔省主席，他之所以能成为黔省王是和常凯申的支持分不开的。但是，王家烈独揽黔省军政大权之后，日益唯我独尊，只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老婆万淑芬（铜仁人）乘机干预军政，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并往返于南京、两广之间，到处活动，大肆安排万氏家族和同乡担任要职，形成铜仁系。
这样，铜梓派与铜仁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收税甚至收到几十年后。当时，人民的生活可以说是民不聊生。为此，老百姓还作了两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
王纲随地（王指王家烈）
万恶滔天（万指万淑芬）
理讲诸公、狼公、狈公、饕餮公，公上加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无非借公谋私利；
团防总局、饭局、赌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
横额为：军阀万税。
黎平县位于黔省东南部，东毗湘省靖州、通道，南邻桂省三江、融安，西连榕江、从江，北接锦屏、剑河，是黔省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桥头堡。
县城位于山顶之上，举目远眺，群山环抱，却看不到一点平地，是一座典型的山城。此时驻守黎平县城的民党军队是黔军王家烈的一个保安团，由于他们曾和红六军团交过手，深知红军的厉害。因此，当他们听说中央红军于近日就要抵达黎平，很有自知之明的他们自认为无法守住黎平县城，故提前携带家财弃城逃往榕江去了！
由于红六军团在三个月前曾经路过黎平县城，并使用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使得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形象已深入当地民心。
因此，县城的各族百姓一见土豪劣绅、官僚民团仓皇出逃，都纷纷猜测红军即将到来了。他们顿时喜大普奔，并自带干粮，组织了数百人赶到东门外五公里的地方，敲着锣，打着鼓，欢欣鼓舞地迎接红军大部队进驻黎平县城。
12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黎平，自长征以来红军还没得到过一次休整的机会，由于少共国际师在通道痛歼湘军两个师，敌情得到大大的缓解。再加上刚刚进占的黎平县城，缴获了敌人来不及带走的大批粮食、盐巴等作战物资，这对于几乎山穷水尽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解决了红军的部分后勤问题。因此，党中央决定在黎平休整几天。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了会议。会议定下了向黔省转兵的战略决策，统帅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使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争取了战略主动。
会后，中革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成任司令员、陈耘任政治委员、叶建英任副司令员。
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短短一天时间内，张城便接到上级领导接连发来的三道重要文件。张城知道统帅巳基本取得党和红军的支持，重回领导岗位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了。
得此喜讯，张城自然是喜笑颜开，他的乱入并没有打乱历史原来的步伐。不过，张城虽然无力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尽力减少红军的损失，并逐步发展壮大红军的力量。
然而，南京城内的常凯申却是非常的不开心，中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