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弘治十七年，八月。
时逢乡试大比，河南各府应试的生员纷纷赶往开封府，齐聚于省城。由此，祥符县城的客栈生意变得十分红火，各家客栈里中低档的客房早已销售一空。
科举，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历来倍受重视。而乡试更是正式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其重要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须知道，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后，也是可以入仕为官的。明初时，举人为官的人数不胜数，不过到了如今这时期，能当官的举人就不多了。
常言道，一个萝卜一个坑。
科举进行了这么多年，读书人越来越多，朝廷虽然也在不断地增加各种官职，却也早就趋于饱和，或者说是已经达到了繁冗的状态。
如今的举人，想要当官可不太容易，在朝中没有关系的话，等吏部委派官职至少得十年八年，而就算放了官缺，也顶多是推官、县令、县丞、主簿、或学官一类芝麻绿豆的小官。
能一放就放个推官或者县令的，通常都是在朝中有些关系，或是士林中小有名气的举人。
由于不是进士的出身，举人在仕途中折腾一辈子也难以有大的前途，像海瑞那样举人出身最后升任高官的，完全只是个例。
不过举人的待遇还是十分不错的，与生员简直是天壤之别。
首先，举人名下的田地可以免税，单就这一项，就能保证举人穷不了。一个举人，名下田地得以免税的额数还是不少的，因此会有许多自耕农自愿前来“投献”。
如此一来，就可摇身一变成为收租的大地主了。
其次，举人相当于半个官，搞不好哪天就能走马上任，成为官老爷了。作为朝廷的后备官员，举人是有着其超然地位的，走到哪里都有人尊称一声“老爷”。
与之相比，秀才虽也会被人叫上一声“秀才公”，含金量却是大大的不同。
最后便是上疏的权力，举人是可以上达天听的。
只要是对当今政事有好的建议，或是觉得地方官处事不公，举人都能够联合起来上奏朝廷，属于能直接对抗官府的人物。
在地方上，举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乡绅老大，就连地方官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因此，中了举人就是真正的光耀门楣了，整个宗族都与有荣焉。君不见，范进中了举人后，一激动就疯了吗？
乡试分为三场，分别于八月初九，十二及十五日举行。
由于考期为秋季，故此又称为“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
各省主持乡试的有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六位考官作为阅卷的内帘官，由各行省布政司、按察司正官会同巡按御史，共同推保三十至五十岁之间的现任儒学官充当考官。
而外帘官则有若干人，有提调、监试、供给等官员，通常是从各行省的布、按两司及府官中选人充任，负责维持考场秩序等后勤工作。
由于内帘官都是些职卑位低的学官，加上又是经过地方官的保举才能担任，评卷取士时自然就容易受到外帘官的干预，造成科场舞弊现象十分严重。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虽然明令禁止外帘官干预阅卷，却也无法杜绝这一弊端。外帘官通常会预先决定一些录取的名额，让内帘官选中，名义上是为了防止舞弊，实则是开了行贿请托之门。
弘治十二年的科举鬻题案闹的沸沸扬扬，朝廷处置了涉案的一干人后，这几年的舞弊现象确实也少了些。存在倒是还存在，就是没多少人还敢再明目张胆的舞弊了。
对于这场乡试，陆诚心里有些没底，因为他如今已经得罪了不少官老爷。
几个月前的王朝立一案，韩泰确实是毫不留情，直接判了个斩监候。
至于孙需那边就更干脆了，直接联合韩泰和贺荣等少数的几个官员，上疏弹劾王琼纵子行凶，罔顾王法，以及镇守太监刘琅受贿，乞请朝廷对两人进行严惩，以儆效尤。
而以王琼为首的众多河南官员，则联名上疏污蔑孙需，说他纯粹是假公济私，挟私怨报复刘琅，对于王朝立一事也是极力否认，把杀人灭口及对陆诚行凶一事，全都推到了他的心腹身上。
结果，朝廷最终的决定是——各大五十大板。
孙需改任陕西巡抚，即刻赴任；刘琅奉诏回京，张家“捐献”的银子则用于建筑河堤；王琼连降两级，调任浙江布政使司参政，出任兵巡道。
王朝立的案子经刑部复核，罪名成立，念及王琼为朝廷效力多年，改死刑为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加役三年。而张鹤由于捐了不少钱，其子也得以轻判，同样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加役三年。
其余一干人等，罚俸半年！
雷声大，雨点小。
没有人能够料到，他们闹了将近一个月的事情，就被朝廷以一种敷衍的态度来收场了。
不过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朝廷是在警告他们：好好守好本分，做好本职工作，别再给我瞎闹腾！如若还有下次，就绝对不会是这么简单的收场了！
可再怎么说，事情都是由陆诚这个小小的生员引起的，地方官自然会把这笔账算到他的头上。
对此，陆诚虽然担心，却也谈不上畏惧。
地方官刁难自己是必然的了，不过要说随便就让自己落榜，应该也不太可能。毕竟，自己如今已经在朱佑樘那儿挂了名号，真要是能中榜的卷子，地方官应该也是不敢随便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