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在面对皇帝的时候，只能暗暗为黄国光和王勉的家人感到惋惜了。
皇帝看了奏疏，一直紧锁的眉头其实略略松了一些，这叫几个人看到了，都知道这奏疏写到了皇帝的心上。
“说你们有罪，”皇帝道：“夏原吉、金忠，说你们有罪，你们听到没有？”
夏原吉和金忠脱了官帽跪在地上，都道：“臣的确有罪。”
夏原吉道：“臣罪万死莫赎，臣经理户部，心劳计绌，精疲力竭，发不下饷钱，以致军营哗变，以致圣心忧虑，都是臣之过。”
而金忠也道：“臣罪也滔天，竟不知三千营上下怨气冲天，而军中贪腐横行，也都是臣监督不严之过，请皇上降罪微臣，平息众怒。”
皇帝看看他俩，道：“夏原吉，你替朕管着国家的钱库，朕怎么会不知道军饷是因为财政拮据，才难以为继。还有金忠，这一年多，军队人事变动很大，都是为了今天的北伐，你整饬军务，还能管住贪污枉法吗？你们全把罪责揽过了，真正有罪的人却毫发未损，这是朕追究的本意吗？”
皇帝竟然一点都没有追责夏原吉和金忠，杨荣心中就是一顿，他原想着皇帝会追责这两人，于是他就可以稍稍替死去的黄国光和王勉说一点话，比如说“这两人为官忠勤廉洁，都是难得的干吏，只是工作方法不妥，激化了矛盾”之类的，但是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军队无粮，但是朕的军队，是朕从靖难时候带出来的，那时别说是十七天没粮，就是两三个月没有粮，都一点问题没有。若说军队里没有人煽动挑唆，朕是不信的。”
皇帝道：“谁最怕缺饷，朕看不是兵卒，这一道道经手粮饷的人中，总有人要贪污要克扣，他们就要煽动起来，就要鼓噪起来，这些人，真是该死。”
看来奏疏中所提的很多中高级军官，定是要承担皇帝的怒火了。杨荣胡广金幼孜对这些人的死活并不在意，然而表面上还是要说一说：“本来下级军官和士兵生计已经非常困难，如果中高级军官能同他们同甘共苦，大家能互相扶持着度过难关，不至发生兵变。”
皇帝一挥手：“不要替他们开脱了，现在就拟旨意，三千营从上到下都要整顿，不是降职、罚俸这么简单了结的，朕要重惩！”
三千营的军官自然是要严惩的，而留守在南京的勋贵子弟，也因为失察之罪被降职，不过念在安抚叛军回营有功，便不究罪过，只是罚俸。而夏元吉、金忠两个自请处分，也官降两级，甚至已经补全欠饷的其他军营并边军，因为没有跟随叛军作乱，得到了双倍的奖励——只有两位死去的侍郎，是真的毫无颜面了，也不能保全身后之名，不仅被定为祸首，而且家人也都遭到了流放。
这些处置很快拟好，皇帝看也没看就命送至南京。
皇帝其实对奏疏中所提的那一条“将五军都督府操练的权力分出来，另派人操练军营”的建议很感兴趣，他对众人道：“你们是什么想法？”
“臣认为可行，”杨荣就率先赞同了：“而且臣提议，可以从兵部选人，派往军营操练，这操练之法，一直是洪武十年所定的操练法，能否适宜如今及以后作战，臣也不敢妄加揣测。”
兵部看样子是武官的天下，其实不然，实际上是文官披着武官的皮罢了，就像金忠一样，因为兵部只有调兵之权而无统兵之权，没有直接接触军队，且因为建文时候齐泰这个例子，皇帝对文臣指挥武将这种管理模式似乎并不怎么中意，很多有关军队的旨意会绕过兵部，直接对都督府下达，这常常叫金忠很无奈。
但是如果给兵部一个操练军营的权力，那一切就不一样了，这自然是杨荣极力愿意促成的。
皇帝刚要说话，却忽然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一名太监快步旁若无人地朝皇帝的帷幄跑来。
官员们注视着那名满头汗水的太监，皇帝与大臣的谈话只有一种情况，太监才会打断——那就是十万火急的军情！
“紧急军情！”太监跪在皇帝面前，李兴上前，取过信筒验过骑缝，又有那惯会察言观色的其他内侍，早已将小折刀呈了上来。皇帝割开了信封，拿起里面的信，脸色一下子变了红白，脸上的皱纹都不由自主震颤两下，眼里的怒火更是控制不住：“丘福该死！罪该万死！”
这一封加急军报上，赫然写着淇国公丘福轻敌冒进，中伏战死，以致十万精骑全军覆没！
杨士奇胡广并金忠夏原吉几个，都吓得浑身冒汗，一时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皇帝只觉着一阵阵气血上涌，嘴唇忍不住地哆嗦起来，额头上青筋直冒：“丘福——他走之前，朕还谆谆叮嘱过他，叫他兵事须慎重。到达开平以北后，即便看不到敌军踪迹，也应做好时时临敌的准备，相机进止，不可固执己见，他却把朕的话当做了耳旁风！还害得王聪、火真、王忠、李远都死了！朕十万精骑，无一生还——朕就是将丘福凌迟处死、诛灭九族，也抵不过他的罪过！”
就在北京因为丘福战败一事乱成一团糟的时候，南京宫城之中，张昭华却和陈瑛有了一次面谈。
“陈大人，”张昭华道：“这一次兵变，你的都察院，离户部近的很，也遭了池鱼之殃，听说差一点也攻破了大门。”
“三千营攻了户部，”陈瑛道：“一直围聚在那里，攻打都察院的只是一些散兵游勇，我等守住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