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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杨文斌又与营城驻京办主任严喜才联系，寻求军地共同排查。
出租车司机带着他们从九王坟，经三环路到东花桥，左打听，右打听，足足转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总政治部，进去转了一圈才发现，好象是家属住宅区。杨文斌拿着军官证询问在外面站哨的哨兵，告之总政机关在光明街。
转头问司机，说不知道。
只好乘出租赶赴定安门，找严喜才商量如何办理。
严喜才在国家信访中心接访。
说起严喜才，让杨文斌觉得，这事都是戏剧性的。
严喜才原来是团机关的一名副连职参谋，转业后，分配进营城市政府的某部门工作。
部队都已经开完了介绍信，办理完了离队手续。
可是，当严喜才拿着介绍信去该单位报到的时候，这个单位却说编制员额已满，拒绝接收。
为了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部队多次派人与营城市人社局协调，解决其编制问题，按时报到上班。但是，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结果，严喜才被逼，走上了上访的道路。
从营城市，省城市，直到京城。
严喜才的上访有了结果，营城市政府对严喜才的安置进行了调整，由原来拒绝接收的部门，调整到了市政府的驻京办。
因为，通过严喜才的上访，有关部门在接访中，发现了他的口才和能力，问他是否愿意来驻京办工作。
严喜才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他就由上访人员变成了接访人员，经过努力，现在变成了该市驻京办事处主任。
二人在国家信访中心附近下了车，人头攒动中，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和信访接访人员。
杨文斌给严喜才打了电话，终于在一个拐角见到了他。
严喜才还是那么年轻，潇洒。
他说，团里原来的刘天浩副政委现在也在京城，负责煤都市公安局接访工作。
杨文斌说道，那咱们就一起去拜访拜访？
刘天浩副政委住在玉蜻蜓宾馆805b室。
听说老团队来人了，他热情地出来接待。
刘天浩变化不大，仍是佝偻着腰。
他问清了孙佳林和张仲芳的情况后，帮着研究找寻方法。
对于孙佳林和张仲芳的情况，刘天浩当副政委时，也接待过，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茫茫人海，怎么找呢？
孙佳林是军人，部队有管理权。
张仲芳是家属，地方人员，地方公安机关有管理权。
“能不能考虑，对他们俩的手机进行卫星定位呢？”杨文斌建议道。
刘天浩说道：“这个办法，我们也考虑了。但是，用卫星定位，花费4至6千，代价太大。只能是万不得已情况下才能报首长使用。你们先去信访中心试试，没准能碰到呢。”
中午吃过工作餐，然后，刘天浩带车将杨文斌和安晓平送到了总政信访中心。
这时，正是中午，信访中心还未开门，得到下午2点半才开门，遂带车先行离去。
杨文斌和安晓平看还有一小时时间，遂到附近的秋实宾馆开了个房间，暂时安顿下来。
下午二点半，他俩准时赶到信访中心门前。
那里，已围了二、三十人左右，有上访的排队等候登记。
杨文斌和安晓平等了近一个小时，仍未发现孙佳林及张仲芳。
两个人分析，他们上午是不是去登记了，如已登记，死等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如未登记，死等在这里仍不是办法，人多，强拉硬拽影响不好。
当即决定，由安晓平在门前蹲守，杨文斌到边上去给首长打电话请示。
杨文斌沿街边南行，右拐至入住宾馆对面，寻找公用电话，突然发现右边小店门前坐着两人，那不正是孙佳林、张仲芳吗？
杨文斌压抑住兴奋和激动，目不斜视，离他们十多米远走过，确认是他俩。
然后，继续向前拐过街角，回头悄悄盯着她俩，防止走失。
杨文斌先给刘天浩打了电话，求教该怎么办。
刘天浩说：“不要惊动他们，先盯着，看他们往哪里去，住在哪里。”
杨文斌边看着两人动静，边给安晓平打电话，叫他过来增援，商量下步怎么办。
安晓平认为，盯着不是办法，太被动，应主动迎上去，做劝解工作。
杨文斌说刘副政委建议盯着，先不惊动，看其住处。
正商量着，看到杨文斌、安晓平二人站起身来，拎着包，向两人所在这个方向走来。
两人急忙躲在车后，看他们进了一家旅店，然后又出来往北走。
因为怕被发现，杨文斌盯几眼，躲到车左边偷进几米，再伸头往前看。走了十几米，再伸头看，人丢了。
他的头嗡一下炸了，怎么可能丢呢？
急忙从路左向前跑出二、三百米，然后回头搜寻。
盯着迎面过来的男男女女，就是没有二人踪迹，难道进中途商店了？
这时安晓平来电告诉他，人在他那边。
杨文斌跑过去，原来他们出旅店十几米，就右拐进了一个居民区院内，正要往外走。
怎么办？继续盯着还是正面接触？
安晓平说盯着不是办法，他们决定正面接触。
他俩紧走几步，赶上他们，喊“大哥、嫂子”叫住了他俩。
他们表现得很是意外，问：“你们怎么来了。”
杨文斌说：“我们正在后边走，瞅着前面像你们俩，就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