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骑兵从古代到现代都是具备绝对战场统治力的强悍兵种。
从古典奴隶时代开始，一直到一战，贯穿人类几乎整个战争史，骑兵的作用不言而喻。
以为有了火器就可以抛弃骑兵，以为军队全面火器化就能成功打败骑兵，那宋军和明军真的是笑而不语。
即使是欧洲战场在一战以后才抛弃骑兵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而部分国家如日本和中国到二战时期还在使用骑兵，那更不是没有道理的，骑兵自然有其重要性和难以替代的属性。
装甲兵其实就是装甲化的骑兵，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骑兵也可以说是从未被淘汰掉，只是骑手的坐骑改变了，从血肉之躯的动物变成了冷冰冰的合金装甲。
萧如薰很清楚，大秦眼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已经被打残的女真和西南土司，也不是被打成两半苟延残喘的日本，不是眼下还看不到起冲突的苗头的莫卧儿帝国，更不是远隔万里已经被大秦追上科技脚步的欧洲人。
而是北虏。
北虏的存在，让萧如薰始终感觉有一柄剑选在自己的头上。
现在和之前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南洋驱逐西班牙人收服葡萄牙人，还是在辽东收拾女真人，亦或是在西南收拾土司以及即将展开的对日本的最后一战，其目的，都是为了给未来大规模北伐北虏打下一个坚实安稳的后院。
兵家最忌讳两线作战，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之下，两线作战不具备可行性，可是生产力发展到现在，萧如薰认为无论是秦还是明都具备同时应付两场并不算太大规模的局部战役。
而大秦应对战争的能力更强一点，皇权下乡官员下基层所动员起来的战争动员力足够支持大秦两线开战，前提是，局部战役。
而北伐北虏，说真的，没有一次不是国战。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次中原王朝对北虏发起的战争都是倾国之战，动用整个国家的实力对北虏发起战争，而无暇分兵对抗其他。
其中北伐北虏是出国境作战，难以就地补给，且国内补给线过长、消耗过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以汉武帝当时的倾国之力，漠北决战也只能出动十万铁骑作战。
而为了这十万骑兵的后勤保障，出动数十万步兵和数万马匹运送粮草，仗是打赢了，但是也造成了海内户口减半的巨大损耗，对汉朝积攒数十年的国力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
可以说没有文景二帝数十年的积攒以及汉武帝前期打下的基础，就没有后来的战略反击决战，而这一次的漠北决战以后，下一次汉家军队再度深入大漠，就要到唐朝了，再下一次，就是明朝。
可见汉家军队北伐作战的困难和要求之高。
而其中深层次的因素也不是没有，甚至可以说这些深层次的因素是决定汉家军队难以深入大漠彻底解决北虏问题的要素。
以儒学为政府指导思想的汉家政府不仅漠视科技，还非常提防边境民众自动组织起来保卫自己。
移民实边战略是汉朝提出来的，为了汉武帝北伐匈奴打基础，缩短运输补给的距离，减少财政消耗，这是很有远见的方式。
但是被汉武帝推上前台的儒门反对民众自组织，导致北方村庄民众遇到漠北骑兵不能和当地守军协防。
儒家的华夷、防民立场反对民众学习漠北的自组织与骑射，使得民众没有自保能力，成为待宰的羔羊，一旦军队战败，民众和他们的财产就会肥了匈奴，还使得汉军失去了优秀的兵源。
后来中国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发动民众和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的威力，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代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这个意识，甚至是极为防备这种意识。
倒不是说没有道理，而是在某些地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先秦诸子百家里其实有一家是立足在平民的基础上，提出统治者要善于组织民众不要漠视民众的说法。
墨家。
其实萧如薰一直都觉得墨家出现的太早，消亡的也太早，生不逢时，遇到了死对头儒家的兴盛，汉武帝选择了儒家而不是墨家是历史的遗憾，却也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扭转。
萧如薰认为墨家的部分说法是很对的，专门切中了儒门霸术的要害之处，儒家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只是负面影响更大。
墨家的部分学说正好是可以用来进攻儒家学说打压儒家学说最好的方式。
而最为直接的运用，就是在未来打算作为军队出发地和后勤补给基地的北方数个地区进行军民一体化的试点。
政府重点投入到这些区域内，下放一些军队里善于练兵的基层军官，对当地百姓进行农时务农闲时练兵的军民一体化方略，让这些靠近北虏进犯区域，处在北虏进犯的威胁之下的民众拥有自保的力量，让他们训练骑射，成为后备兵员。
萧如薰要在北伐大漠之前，在北方大地建成数个军民一体化的地区，农时务农，闲时练兵，储备雄厚的基础兵员，并且形成以政府养马为主、民间养马为辅的马政策略。
骑兵是多个兵种里面最难训练的，政府组织的练兵可以训练正规军，而民间的练兵则以自保为主，练出可以熟练驾驭马匹的民兵，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刻参军成为骑兵。
目前大秦并未摆脱北虏的威胁，利用民众的力量，发动民众来打基础是很重要的，萧如薰给大秦定下了五年的准备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