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浅言深，确是大忌，但小子怕王爷胸无大志，因此先要问一下，免得所托非人。”张曜宗正色解释一下。
“我大宋去岁好像收入四千万贯，小子狂妄，五年后，这店三成股份就可每年贡献两百到三百万贯，王爷还是不在意吗？”
“三成股份就能值两百万贯？”赵瑗不由得对张曜宗也有点生气，真当王爷什么都不懂呢？一家小店就要年入千万贯，相当于两成半大宋岁入，这可能吗？
“好，不说这饭店的事，小子再问一句，王爷可有北驱强虏的志气？北驱强虏可有底气和把握？”
“自古王朝更替自有其道理，小子这里有篇文章，王爷可以先御览一下。”张曜宗说着自怀里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文章。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备之外。
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困因于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负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于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
赵瑗边看边赞，“好文章，好文章，史师，你也来看一下。立论惊奇，发人深省。”
史浩也是边看边疑惑，这么好的文章需要大智慧才能写出，面前的这个小子有那么神奇吗？会否是哪位隐士的代笔？
“王爷真的以为好吗？天地循环，万物更替自有其规则，即便朝代亦无永世之说，周朝历八百年而亡已是后无来者了。若万事可由天定，不若我们现在就向上天祈祷，让金人退去关东以北。”张曜宗冷哼说道。
韩世忠也拿过文章，看着头晕，伸手拍了张曜宗一下：“好好说，知道老夫看不得这些之乎者也，说我能听懂的话。”
“王朝兴替自有其规律，秦思周之乱在于诸侯，收天下为郡县，以法治国，亡于法学刑法严苛。汉高祖取秦之经验，分封诸侯，以同姓治天下。祸起诸侯，亡于外戚。晋亡于贵族权大，隋亡于劳民伤财，唐亡于机信外族。我大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大胆，敢妄议太祖。”赵瑗是正经的宋太祖赵匡胤一脉的子孙，听不得别人说太祖坏话。
“草民没有说太祖一定是错的，但是天下大事时移势移。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任大司农，推行均输平准政策，才可北驱匈奴，此时大汉开国96年。庆历三年，仁宗任命范文正（范仲淹）新政，比之大汉，大宋开国才83年，其后又有神宗王荆公（王安石）变法。何也？仁宗，神宗不知祖宗规矩吗？时移势移，北虏之威胁比之开国更甚。才有靖康之乱。”
“王欲成其大事，则不可不变。然则何变呢？”
“汉朝马政，除太仆寺之外，还鼓励民间养马，才有了武帝北征，唐朝马政得一能吏张万岁，历四十年，得马七十万六千匹，观之我朝呢？穷全国之力，皆归官营，虽无燕京之地，但还有川陕可用，但结果呢，穷万金却无可用之马，怪不得王荆公废官还民，但是民间养马的费用远高于官家收购的费用，有分到养马任务的百姓往往弃家携口逃亡，我大宋几无可用之马。唯以步卒对抗金人骑兵，八十万禁军亦不能胜。何为？起新马政，官民两条路，官则制定严苛条例，能者上，弱者下，不吝赏赐，自有新张万岁来。民间许民以利则养马积极性自会调动起来。此两者皆须大量钱财。”
“军队亦要改，厢军不堪大用，早沦做高官劳力，徒耗银响。禁军士卒毫无斗志，疏于阵仗，也不堪大用，亦改。何改之？留强汰弱，勤加训练，每日两餐改三餐，增加士卒体力，择其强将，必成强军，太祖所虑？国之不存，何虑将之？”
“大胆”赵瑗咬着牙听着，但是又不能说张曜宗说的没道理。
“然则此两事皆须大量银钱？何来？大理有铜矿，有放牧之地，段君势弱，欲亲我大宋，国相高氏阻之。可择能人亲其段氏，抑之高氏，则大理铜，马皆为我所用。”
“南方不适大马，何为？吐蕃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