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标题：狂乱之前的最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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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的七月对当时仍占据着世界霸主地位的大英帝国来说，可称之为是‘狂乱之月’。
从七月倒数第二个星期六开始，连续发生一系列事件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位小男孩，不但让英国王室和政府颜丢尽了日不落帝国的掩面，更曝露出这个史上最大帝国表面光鲜实则疲弱的实质。
自此后英帝国各个殖民地都兴起了追求独立的大潮也和‘狂乱之月’有着直接的联系。
是啊，如果他们的宗主国连自己的首都、本土和最近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块殖民地——爱尔兰都管理不好，更何谈这些远在百里、千里乃至万里之外的殖民地呢？
我们现在都知道，‘狂乱之月’的核心人物正是一位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留学生。而根据现在了解到的各种史料，说是他一手主导的也不为过。
在此之前，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一位颇有天分的经济学家，一位放荡不羁的fēng_liú浪子。
而在此之后，全世界才知道了他的真正身份。
不过直到今天对他的看法都有着极大的分歧，有人说他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也有人说他是追求正义和自由的斗士。
他就是袁燕倏……”
“前些日子英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到达解密年限历史档案，其中有一份苏格兰场的监视记录引发了全世界历史学家的兴趣。这是苏格兰场接到‘白厅’的训令，秘密监视袁燕倏先生行踪报告。（笔者注：白厅是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它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在这条街及其附近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设在这里。因此人们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
虽然没有署名，但是据推测这份‘白厅’训令很有可能出自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之手。他和袁燕倏的恩怨始于1920年11月的那场隔着大西洋的论战。不过由于他当时权限不高，所以只能影响苏格兰场而不是动用军情五处的力量。
何况，那个时候包括他在内的英国高官们也不可能知道袁先生能搞出那么大的乱子。
同时，即使有这样的监视，袁先生仍然成功组织了这次前无古人的行动，难怪有人说他是来自东方的巫师了。
现在，我们通过这份行踪报告，再结合袁先生周边人的各种记述和回忆，能大致勾勒出他在这段期间的作为。
现在让笔者带大家回溯一下：
6月18日，袁燕倏和他的美国朋友们从纽约抵达了南安普顿，下船之后和当地民众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因此他被警方滞留在了当地，住在贝克家族的一栋别墅之中。
6月28日，他乘火车到伦敦，立即入住了萨佛伊大饭店。
7月1日，他和朋友们在萨佛伊大饭店召开了一次舞会。在舞会上他结识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女士，两者迅速成为了‘亲密朋友’。
不过因为一些误会，他和他的老朋友徐志摩发生了一些不那么愉快摩擦，后者中途离席。
7月2日，袁燕倏在中午拜访了中华民国驻英公使馆，并且和顾维钧夫妇和魏明娘女士共进午餐。晚上他和三位日本朋友，野村吉三郎，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喝了一顿花酒。
7月3日，徐志摩在陈西滢的陪同下去萨佛伊大饭店向袁先生负荆请罪，据信两人应该是重归于好。因为跟踪者发现他们三人一起共进午餐的时候气氛非常融洽。
7月4日至6日，袁燕倏一行人游览伦敦。据跟踪者报告，期间他在大英图书馆停留了很长的时间，并且一直坐在同一个位子上使劲地用脚蹭地，也不知道他是要做什么。
后来有人说大英图书馆有两个人的脚印，一个是马克思另一个是袁燕倏，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马克思是在这里写出了《资本论》，但是他绝不可能几十年坐在同一个位子上。袁先生更不可能在一天时间里面蹭出一对脚印来。
（笔者注：马克思脚印这个励志故事，并非赛里斯独有。当年戈尔巴乔夫访英都问过图书馆工作人员同样的问题。）
7月7日，袁先生在凯恩斯和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剑桥大学，并且见到了当时在此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庇古还赠送了一本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给袁先生当作礼物。
当晚，他们一同去了现代经济学奠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先生的府上，并且吃了一顿晚饭。据凯恩斯和徐志摩这些在场人士的说法，马歇尔非常欣赏袁燕倏先生的《》，并称袁先生是他所见过的眼光最敏锐的东方经济学家。
7月8日，袁燕倏参加了曼殊菲儿召集的一次文艺沙龙。邪学会中人几乎全部到场。
在沙龙里面，袁先生当众朗诵了他的一首旧诗——《泰山》，得到了众人极高的评价。（见第一卷第二百六十五、六章）
后来远在巴黎的意象派大诗人埃兹拉-庞德读到这首诗之后也是激赏不已，称这是能和自己那首《地铁车站》相提并论的意象派诗作。（注释1）
7月9日。袁燕倏先生去了徐志摩在沙士顿的住所，而且是一个人……”（笔者注：沙士顿s是离剑桥几英里的一座小镇，当时徐志摩和张幼仪就借住在这里，他们住在一个名叫普林斯居的出租房区，主要就是借给剑桥大学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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