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河，一如既往的往前流淌，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可是在所从事的职业不同，时间的效果也不一样，这对于商人而言，确实如此。
在特定的前提下，时间就展现了非凡的作用。
类似的事情很多，商会们对于马的重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商会能够得到良马的渠道有限，后来跟风，基本上都亏损了，因为时效性的问题。
当然了，作为赚钱的信义号，也并没有那么风光。
4天的时间赚到了1万贯，这在北宋，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在一贯钱，就足够四五口人省吃俭用，过上一个月的前提下1.5万贯，这是一个的可怕到极点的数字的。
信义号，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却也因此而倒霉。他翻了众怒，也是因为它太高调了，后面跟风损失的，都把这个锅，定在了他的身上，开始寻找他的毛病。
信义号本身财大气粗，超过15年的历史，在汴梁也是根深蒂固的，超过百家粮店，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店铺，按理说，是真的没什么毛病的。
可是在这一次的粮食的交易之中，他却犯了错误。
在北宋，在渭州大会之前，商会连几十匹马都不容易获得，还是本地马之中，质量较差的，200匹骏马，这对于商会来说，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时，在洪水还没有彻底退后的时候，整个汴梁周围虽然不是一片泽国，但是比泽国更加的可怕，到处都是淤泥，甚至会形成一些沼泽，一般的马根本就站不住，更别说离开。
实际上，信义号没有驾驭马车离开，而是单纯的马，派了车夫到了蔡州，这才购买了马车，甚至为此付出了不小的成本，但是因为这样，他们获得的绝的利润。
连普通的马都很难获得，怎么可能获得了200匹骏马，连第一流的大商会，甚至有后戚背景的，都有些难以做到，更别说信义号。
信义号也是依托着背后人的权势，这些骏马不是属于商会的，而是从别处调动出来的。
在汴梁，能够一次性调动200匹骏马的地方，那就只有一个，军方，而且是最精锐的部队。
北宋缺马，可是要看在什么地方，这里是汴梁，是大小官员不如狗地方，可能从楼上扔下来一块砖头，就有可能砸到一个官员。
同时，大宋禁军，最精锐的力量，也是派驻四方的关键，可是因为北宋军事部署，最少有大部分的军队，是放在汴梁。
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其中绝大部分，都驻扎在东京汴梁，没有形成成建制的骑兵，可是一个军装备个一个营，还是可以的。
不过，禁军，哪怕是最精锐的禁军，也不可能拿200匹骏马，组建一个的骑兵部队，那等于说是浪费，一般都是按照普通的配置，用良马组成一个整体，然后军官，或者是将领骑乘一些稍稍好的马。
这是惯例，也不是说，没有改变的，因为在东京汴梁，有特殊的地方，比如说，枢密院。
这是北宋军方的最高指挥机构，北宋文臣掌军的特性，那些文臣出去掌军，总不能一匹马都不骑吧，还必须是好吗，在枢密院，专门的有一处地方，哪里全部都是骏马，同时连千里马都有。
而且数量不少，总计有骏马1500匹，还有最少20匹左右的千里马。
这个枢密院之中部门，受到上级管辖，那是枢密院下属的一个司官管理，不巧，这个司官，正好是的信义号的背后大靠山。
在汴梁受到水灾的困扰，粮食价格疯狂上涨的时候，信义号的掌柜专门的登门，说动了这个司官。
200匹马，就可以创造最少8000贯以上的利润，还是在五六天之中完成的。
不得不说，巨额的利润，让这位前途无量的司官最终同意了，借出了马。
本身，这没有什么事情，可惜在水灾的节骨眼上，依靠军器私用，来给自己谋利，再加上他所引导的风潮，坑了不少人。
这些人，一个两个，影响不到这个司官，人数多了，最终形成的力量就非常高了，或许这些人加在一起，都没办法处罚官员。
商人跟官员，本是两个泾渭分明平行线的，可是他们不用处罚，只要这个消息传递到了仁宗那里就可以了。
商人，他们只是因为阶级的关系，没办法成为官员，实际上，历朝历代的商人，都是最聪明，而且对于上下层了解最多的一批人，他们很清楚，在这一次水灾之中，仁宗到底有多么暴怒，甚至因为救灾不力，撤掉了四五个三品以上的大员。
一个只有4品的司官，或许在一般的商人面前，他是很高的存在，他甚至可以成为信义号这个，总资产高达的120万贯的商会大靠山之一，可是在皇帝面前，他真的是弱小的可怜。
北宋的皇帝，会受到诸多的限制，无法如同元清那样，可以毫无顾忌的发挥他的权威，甚至可以无端的杀人，可是他毕竟是皇帝，是名义上一个国家最高的领袖，在抓住错误的前提下，又影响不大，拿下一个司官，根本就不成问题。
实际上，这个信息传递到仁宗的面前，这个司官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军器私用，本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还是在水灾的时候的，为了利益的关系，公器私用，这就问题大了，以仁宗的认知，这是罪大恶极的。
哪怕信义号的主子，是枢密院的一个司官，只有30多岁，做到了司官这个级别，不能说一定做到宰抚这一级，却可以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