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就在这里决定了，也许，张学良和杨虎城只是为了自己和手下将士的前途命运，才冒险一搏，可是，他们决定了之后，就注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浓重而光彩的一笔。
也由此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注定会被称之为民族英雄，被代代传诵。
当然，这只是个二人心中的想法，如果此时出现其他的重大事件，亦或是蒋委员长改变了主意，事情就不会发展到后来的结果。
可是，历史没有这么多的如果和假设，历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后来的人们，也只能去猜测历史发生之前的事情。
张学良和杨虎城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并没有立即动手的打算，他们还要尽到人事，尽到做为下属的最后努力，向蒋委员长，向他们的领袖，做最后的劝说。
由张学良出面，担当这个角色最为合适，对蒋委员长进行“善说”，最后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赤诚之心，因为张学良有毁家杀父的切身之痛。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来到华清池五间亭蒋委员长下榻之处，正在房间内向各位大员们面授机宜的蒋委员长，听到是张学良求见，心中一阵恼火，他知道张学良来的目的。
对于不再剿共这个问题，蒋委员长已经很厌烦了，不想再和张学良争论，也没有争论的必要，可是，张学良已经到了门口，避而不见，显然不太妥当，何况，还要东北军打头阵。
众人告辞，蒋委员长端坐在大厅，等待着张学良，可想而知，这种心态和情绪之下，双方见面，会谈出什么结果，尤其是双方的立场和观点，都处于极端的对立面儿。
张学良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向蒋委员长进谏的，他是个性情中人，心底顾念着多年的情分，和换帖金兰之交的义气，他的心里还存在这一丝幻想，希望这次能打动蒋委员长，使蒋委员长改变主意，这样，就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张学良的情绪非常激动，刚一见面，就慷慨陈词，历数日本人的种种罪恶，以及企图亡我中华的野心，多年的兄弟萧蔷，互相残杀，却置外敌而不顾，现在，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
话到此次，触动了心里多年的压抑和毁家之痛，声泪俱下，以至于痛哭失声，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张学良是真正的伤心了，也有更多的无奈和愤懑。
铮铮男儿的热泪，纵然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感动，蒋委员长却是越听心里越别扭，外人无法猜测，当时蒋委员长的内心真正的想法，也许是两广事变胜利的余威，让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
张学良的真情流露，并没有打动他，他粗暴的打断了张学良的话，声色俱厉的斥骂张学良年幼无知，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受了共党的蛊惑，满脑子赤色思想，这样下去很危险。
张学良收起眼泪，反正是豁出去，和蒋委员长展开激烈的辩论，双方的声音越来越大，言辞越来越尖锐，即便是在外面警戒的士兵，也能清晰的听见屋子里两人的争吵声。
一个下属，和自己的领袖如此情绪激烈的争吵，且用词大胆放肆，这在民国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卫士们躲得远远的，生怕受到不必要的牵连。
那些跟随蒋委员长一起来西安的中央大员们，面面相觑，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动了肝火，各不相让，人家是拜把子兄弟，这里的人，谁也没有资格做这个和事老儿。
激烈的争吵和辩论，历时三个多小时，最后，蒋委员长勃然大怒，在他看来，张学良简直是冥顽不灵、顽固不化，就像吃错药，着了魔一样，共党的那套东西，对他的毒害太深了。
蒋委员长忍无可忍，把手中的水杯，狠狠的摔在地上，朝着张学良大声喊道：“张汉卿，现在就是你拿手枪把我蒋中正打死，让你的东北军把我捆去，送给**，我的剿共决心和计划，也绝不可能改变！”
张学良绝望的闭上眼睛，心底涌起深深的悲哀，话已至此，任何的努力，都不可能改变眼前这个人内心的想法，他像看陌生人一样，深深的看了蒋委员长一眼，没有再说一句话。
张学良向蒋委员长郑重的敬个军礼，转身离去，高大的背影，显得那么萧索和落寞，还有深深的悲哀，如果蒋委员长仔细留意张学良转身时，那一瞬间决然的气势，以他的老练，不难发现，张学良似乎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
可是，盛怒之下的蒋委员长，已经被张学良的态度，气得失去了理智，那里留心这样的细节，他在屋子里团团转，嘴里连声骂道：“娘希匹，孺子愚鲁，不可救药，不可救药！张汉卿中央党的毒太深了，早晚是要吃大亏的！”
张学良带着悲伤的心情和深深的失望，回到了杨虎城公馆，杨虎城正在那坐卧不安的等待着张学良的消息。
见到张学良，急忙迎过去，满脸期冀的看着张学良，张学良默默的摇摇头，杨虎城的一颗心，瞬间沉下来，沉重得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杨虎城的内心，是还抱着一线希望的，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没有转圜的余地，他也不想走上这条不归路。
可是，张学良的努力，带回来的结果，把他心底的那一丝希望，彻底击碎，也放弃了幻想。
默坐片刻，两人商量了下一步“兵谏”的具体行动安排，这是个极其艰难的抉择，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