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槐听完震惊了，这其实和封君一样，同样是在挖楚国的墙角啊，只不过贵族干的隐蔽一些，封君则是摆在明面上合法的挖墙角，而贵族只是打擦边球。
“大王，还不仅如此。”屈原顿了顿继续道：“最初的时候，野人投靠贵族，只需要拿出收成的数成，就可以将私田依托于贵族，那时候，大都是野人开辟出荒地后主动投靠的，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
“许多贵族见野人投靠后，野人开垦出来的那些较为贫瘠还未成熟的荒地，所缴纳的那部分供奉，竟然比自己家奴隶和野人耕种的良田的所有收要多，于是改变收取田地的方式，不再自己收取大部分的收获，而只留给野人小部分收获，转而将田地暗地里分给野人和奴隶，约定比例，向他们收取每年的收获。”
熊槐听到这里就已经明白屈原要说的究竟是什么了，这不就是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吗，贵族向地主转变，野人和奴隶向农民转变。
这一件事对楚国来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进步的前提是不能危害楚国的利益，否则这就不能忍。
一屁股坐在楚王的位置上，熊槐对于这种变化，是极端抗拒的。
要收税，也应该楚国来收，让他楚王来收，而不是贵族损公肥私。
屈原继续道：“大王，如果仅仅只是野人投靠贵族，事情也不会演变到这种程度。”
“情况急剧恶化的原因，是贵族们看到了其中的丰厚利益后，开始主动驱使自己的附庸，向其他山林野地开垦田地，这些开垦出来的田都属于贵族的私田，是同样不用交税的。”
“但是，因为人手的有限，贵族能开辟私田，但是没有人耕种，那也只是徒劳。为此，贵族开始主动想方设法诱惑野人逃亡，为野人逃亡提供种种便利，吸引野人以及破产衰败的国人，前去投靠他们。”
“因为贵族的这些举动，导致楚国的野人急剧减少。而野人的减少，却不意味着楚国需要的劳役和赋税同样也会减少。为了维持国家的运转，国家所需要的劳役和财力不会减少，所以野人劳役数量不足之后，这些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徭役和赋税，开始转移到国人身上。”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国人同样不堪重负，出现破产逃亡，投靠那些许下种种诺言，极度缺乏人口的贵族。这些国人逃亡后，剩下的那些国人，所承担的压力就更加繁重，然后再次加速了相对富有国人的破产，然后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大王，国人和野人，不仅是楚国的基石，同样也是封君的基石。为建设国家，以及建设封地，楚王联合封君，与贵族展开激烈的斗争，争夺国人和野人的所有权。”
“因为我们楚国的情况，王室公族掌握国家大权，那些贵族很快就在斗争中溃败，但是就在贵族落入下风没多久，声王就被盗贼杀死了。然后，悼王获取了国人的支持，被立为楚王。”
“然后，对于声王之死的事，悼王究竟有没有查探清楚，现在已经完全弄不清楚，声王之死，成为一桩无头公案，一直持续至今。”
“声王死后，悼王即位之初，封君们在和贵族竞争中，看到了其中的丰厚利益，也开始效仿贵族，在自己的王田和私田中，实施收取分成的办法，分给领地里的国人和野人。既可以获得更加丰厚的利益，也可以免得领地内的国人和野人出现大规模的逃亡。”
“但是，对于我们楚国来说，封君的改变，不仅没有让国家的情况好转，反而让楚国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无论直属与楚国的国人和野人投靠谁，他们虽然都还是楚人，但是从此已经不再是楚国的人，不是楚王的臣民了。”
“这种情况演变的结果，就是楚国财政的减少，兵源的减少，劳役的减少。”
“面对这种情况，悼王启用从魏国来的吴起，对楚国进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注重点在于强兵，以及建设郢都的城墙，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
熊槐听出了屈原没有说出来的意思，重点在强兵，这好理解，战国时期，没有哪个国家是世外桃源，不受战争的侵扰。
但是修建郢都的城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楚国自建国以来，只有一次被其他国家攻打国都的记录，那就是吴国破楚的时候。但吴起在楚国的时候，楚国就没有被攻入国内的记录。
按照流传的说法，吴起在楚国之时，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如是种种，都说明楚国的郢都根本就没有受到威胁，那么为什么吴起要修建楚国郢都的城墙，他在防备谁？
“大王，吴起的这些变法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其他地方。那就是当时楚国的没有多余的钱粮用来训练军队，于是吴起开始在楚国全面削减疏远的贵族封君公族的爵禄，这还不算，还将一些贵族迁往荒芜的地区，进行开垦。”
“这些开垦出来的田地，不属于楚国之前的王田，而是属于私田，吴起开始和贵族以及封君争夺国人和野人。但是，这些私田和其他私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因为是国家派人开垦出来的，所以是要向国家交税。”
剩下的话，屈原还没有说出来，但是熊槐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概念。
那就是吴起来到楚国的时候，楚国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和人口危机，国家直属人口的减少，兵源减少，导致国家问题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