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驴而行，对着那些新来的监督人员，他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却是望也不望。
汝等，吾知之，又何足论之！
就是这骑驴而行。方信思潮如涌。对人道进一步深入思考。
前世地球上的转变姑且不论。
这个世界的主世界，实是走了藩国和殖民地的路子。*****
文明自唐而兴，对外大举扩张和殖民，道教和儒教地完善改革，使之凝聚力提高，大举入侵亚洲甚至欧洲部分地结果，使传统范围之外，出现了大批汉族占统治地位地汉化地区。
由于技术和交通的极限。帝国中央无法直接掌控那些遥远万里之外地汉化地区，不得不立贵族和藩国。
以此，奠定了万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更是创造了强大地贵族和商人阶级（遥远地区不得不以商为路），等时机成熟时，气运而出如星如斗的人才。君主立宪。民主思想，贵族议会。因此诞生。
这已经证明是有效的道路，但是在方信眼中，还是觉得有些遗憾——这实是半中半西的道路。
而现在这种世界，并无东南亚和欧洲可殖民，那自己，能不能凤凰再生呢？
要怎样才能让汉家文明光耀千秋，要自己能再生并且进化。
地球上超前的一千年历史知识，没有任何答案。
这个主世界的文明，也只能说部分借鉴，相信就算有着无数穿越者，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是处于茫茫的黑暗之中，不知道路到底在何方。
“摸着石头过河”也算是良策，却是不得已而为之，非是上策。
地球上，有宋说经济，有明说内阁，都是万千有志之士，以及历史背后伟大力量的推动，可是无一都失败了。===
宋朝经济世界第一，世界贸易也是第一，不比英国工业革命时逊色。
封建文明和儒家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明朝时，更有着内阁政治。
当朱元璋朱棣等开国之君后（朱棣某种程度上也算），实际上当时士子阶级已经有着共识了，早已成熟，他们不再需要英明地君主，只需要个性平淡地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明朝历史上，第九任弘治皇帝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就称颂他为有道明君，名臣辈出，朝廷得以中兴。
而第十二任皇帝隆庆帝也具备这种特点，因此明臣而出，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
这样的一个皇帝，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地力量，强迫皇帝受制于廷臣。
以后万历皇帝，也是英明之君，也不得不心灰意懒，不上朝以表示长期怠工，进行着消极对抗。
这对君王个人来说，并不算是好事，但是对历史来说，这离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了。
相反，崇祯皇帝事事亲为，勤政不休，反而得罪了整个士林阶级，再加上帝国经济和财政的崩溃，使明朝得以灭亡——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这句话并没有错，只是世束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士子阶级，已经不需要皇帝亲政了。
宋有成熟的经济和政治，却失之于武
明有成熟的军事和政治，却失之于财
而满清却既搞文字狱，破坏了发展到成熟阶段，濒临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阶级，也破坏了取之万国之财的宋朝经济制度。
此等何其悲乎？
圣天子垂拱而治——这就是君主立宪，也是士大夫地最高理想。
可惜地是，儒家本身也有问题，儒家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变化，事实上，儒家本意就已经非常接近于人道了。
而儒家并非一点不改，春秋时孔子开创儒学，战国时孟子、荀子继承并发展儒学，西汉时，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就进行了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吸取道佛之学，进行重振运动，而到了唐宋，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创立和完善理学
再到明时，王阳明创立了阳明学派，心学之集大成者。
可以说，儒家事实上，代代在创新，可惜地就是，没有针对“利”这个字深入。
这才是儒家的根本性缺陷，正因为这个缺陷，无论怎么样研究，都局限于每个时代的“人心和统治学术”上，无助于根本性推动社会进步——王阳明已经提出破山中贼，部分涉及到物质层次，却还差了临门一脚，没有对推动物质社会的方面，作出突破。
因此，现有的成果，大部分局限于适宜它生存的农业社会，一旦超越了农业社会，它就失去了生存的黄金土壤。
一阴一阳，一性一命，一内一外，一物一心，天之道也！
儒只用心不用物，只用性不用命，只用阴不用阳，只用内不用外，因此不为人道正宗。
孔孟开创，是以仁礼为基。
董仲舒说出天人感应之理。
心性义理还不足贵，而一气却隐含至道。
阳明学是心学之集大成者，而只是**，不是万物物质之道，而实际上，发展到这时，体系内可以自洽，这自洽，就是一气之中的阳道——万物物质社会之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