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很大,又很小。
大的是沧州的面积,起码有三万几千平方公里。小的则是沧州的社会,虽然存在着大量隐户,但是这个州的人口仍然是很少的。顶天也就是十几二十万,搁在后世就是个荒凉的小县。
这人一少,社会自然就小了。而沧州的上层社会,规模就更小了,大约就是三五千人,其中最活跃,最势力的一部分又集中在首县清池县城及其附近,大约就是千人左右。
而这么一个小小的上层社会,控制了整个沧州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土地——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中的绝大部分,则在开封府的将门勋贵或是清州的大商人手中!
同时这么一个小小的上层社会,也是沧州的流官们所依靠的力量。如果要画一个中国封建等级金字塔的话,最上层的是皇帝和朝廷,下面一层是地方官府,再下面就是这些地方豪强了,底层当然是被统治的劳苦大众。
而消灭这些被后世称为地主恶霸的地方豪强,建立起朝廷—官府—民众这样一个sān_jí统治结构,当然是一种政治正确啦!不仅后世的人们大多持有这样的观点,便是在中国古代,也有同样的政治正确!
中国古代不是地主阶级在统治的吗?怎么会有打压豪强的想法呢?
这个嘛……地主阶级统治什么的,那是宏观的论述,并不代表地主阶级和朝廷就没矛盾了。实际上,打压地主豪强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都是朝廷的头等大事!
汉朝有“迁陵”,隋唐有“均田”,唐季到宋朝则是科举逐步大兴。宋朝时虽然“抑制兼并”的政策看起来少了,但是用重文轻武的科举制度接触地方豪强的武力,其实也是一种软刀子杀人的压制手段!
同时,实行国家专卖,抑制工商,也是打压地主豪强的一种重要手段——将地主和资本家对立起来,那是后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个当然是不需要实践检验的真理啦!
不过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们不懂这个真理,总是觉得商人发了财就会购买土地、控制人口,变成地主豪强,拥有部曲私兵,然后对抗中央……所以理想的统治,还是要重农抑商,抑制兼并,最好能消除豪强地主和商人,形成国家直接管理小农和经营工商的模式。
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又是非常残酷的!
科举制度虽然削弱了豪强地主的战斗力,把他们从舞刀弄枪的恶霸,变成了读书知礼的秀才,似乎易于统治了。
可同时,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也变得文弱而且缺乏足够的能力。也就是说,豪强和抑制豪强的力量同时减弱了。能力不足的官员,对上解除武装的豪强,仍然是半斤八两的局面。
一方面地方豪强大多失去了大部分反抗的武力;另一方面朝廷派出的官员也大多是“孤家寡人”,没有了可供驱使的门客宾幕,最多就是有个把摇纸扇子的师爷。
这样一来,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就得依靠本地的胥吏进行统治了。而那些本地胥吏又往往和地主豪强是一体的……要依靠这些本地胥吏去抑制本地豪强的兼并,想想也知道是靠不住的。
所以在勋贵士族统治中国的时代,还是有抑制兼并这回事儿的。可是到了相对平民化的科举官员辅佐皇帝统治国家的宋、明、清三朝,抑制兼并的政策反而消失了。
而在大宋建中靖国元年春夏之交的沧州,几个文官大青天要清查田户的想法,自然也得由沧州的胥吏们去完成——要不然让谁去查?三四万平方公里呐!让几个文官自己去查的话,跑断腿也查不了百分之一的地盘。
而要依靠胥吏,那么五个文官青天还没有想好怎么查,检地查户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清池县城内外的上层社会。而市舶司衙署为御前骑士购买职田的消息,同时也传遍了清池县城内外。
所以当武好古从忠义寨回到清池县城内的市舶司衙署时,已经有几个沧州当地的土豪在耳房那里恭候了。当先一个姓柴,单名一个励,字子豪,是那位无棣柴家的柴老员外的长子,生得虎背熊腰,面目却有点丑陋,吊眼睛,高颧骨,嘴巴很大,还留着一部络腮大胡子。
在衙署的后院的一间内堂里面,柴励和几个沧州土豪被人带了过来,见到武好古后,柴励便立马上前唱了个肥喏:“下官柴励见过武元首。”
他称呼武好古为“武元首”,是因为他虽然有个从九品三班借职的官身,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官职,而是在界河商市做大都保——也就是商市的民兵队长。手底下有100来个常备保丁,就是全职的“民兵”,配备了纸甲、弓箭、长枪、直刀和盾牌,担任商市各处要害的护卫,同时也是商市大都保的基干力量。
这些“常备保丁”,自然主要是柴家、慕容家的子弟,也有一部分是西门家提供的精壮客户。商市按照禁军上兵的标准给他们发了薪水,同时还每户分配了连排石库门住房(干满20年就可以得到产权),待遇还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这些“常备保丁”之外,商市还有所谓的“警巡官”负责维持治安,目前也有100来人,装备的武器只有直刀和弓箭。待遇也和常备保丁一样,有相当于禁军上兵的薪水,还能得到分配的住房。
而“元首”这个称谓,则是商市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们用称呼武好古的……
“子豪,令尊的身体可好些了?”武好古没有等柴励引荐来客,就先问起了柴老员外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