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看来并无任何其他候补体系取代它。
张居正曾经革除过许多弊政，但张居正在位时间并不久，只有十年不到功夫，张居正一死，又全部复原，甚至变本加厉。
所以大明这条船一直在朝着坏的方向推进。
在宦官催促的影响下，皇帝通常在旧的供应商品之外，命令进贡新品种。
从理论上说，新增加的物品应该从供应地区所承担的土地税中扣除，而实际上，明廷常常“忽视”扣除，有关地区必须毫无补偿地进贡。
而且，先例一开，除非撤销，有关府县就必须维持、继续。
明廷变成一种张开血嘴的庞然大物，迅速吞没了全国的额外生产。
它所设置的宗人府，是成千上万人的“食堂”。
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变成了消费品的分配中心。把各种各样的供应分配给贵族家庭和政府官员。
这样，明政府就进一步把国家顶层的购买力取消了，私人商业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余地了。
明代官僚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
在15世纪早期设置的漕运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尽管存在着不足，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在16世纪，这个体系由于僵化，其中许多设置明显过时了。
到该世纪末和17世纪早期，明代官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
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不能以技术补救来解决了。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化了。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
直至夏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盐才为人们所了解，人们甚至用盐来治疗疾病，“以咸养脉”。
周之后，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盐则肿”。
食盐作为烹饪的核心原料，《汉书》则称之为“食者之将”。
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但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
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但对帝国更加重要。
换言之，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
夏商周三代之时，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家阶段。
周以降，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商品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变革。
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现了这一宝贝，于是周天子开始设立盐官。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随着盐的普及，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
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
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一些商人也依靠盐而平地暴富，如猗顿就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
“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
《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
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
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
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
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从齐国始，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秦时盐利更是20倍于古。一个偌大帝国，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
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是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