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们所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斗争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
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
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安史之乱，唐朝始立榷盐法。榷的意思是独木桥。
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
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
榷盐法实施后，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每斗达370钱，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
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盐课岁入40万贯，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1200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是国家岁入的一半。
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仍在继续，其他物价都在回落，只有盐价逆市日涨。
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
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
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
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时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
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
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
“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
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
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
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
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
清朝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
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4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有清一代，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
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一方面，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昂贵。
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直至清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谁当权，谁就会首先将手伸向漕运和盐铁！尤其是盐。
所以朱由校才这么谨慎，并不立刻回答韦宝的问题。
但是韦宝现在就急于向漕运伸手，要打破这种垄断，从而开展海运，海贸。
清朝是盐商和朝廷的铁器专办官员垄断，明朝是漕运总督实际控制盐铁。
钢铁工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工业，近代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有整个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明代，冶铁炼钢的生产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技术之高，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并位居世界各国的前列。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私营铁冶不断发展壮大，而国营不断减少。
从《明实录》来看，明初政策是国家库存铁量少，急需用铁则在指定的铁矿区开炉冶铁，库存铁量多足够使用则停罢官营铁冶，听任百姓在这些矿区自行采炼，国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铁课。
指定矿区之外的地方，有时也会有官员建议开办国营铁冶，但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甚至把提建议的官员流放海外。
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一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
结果朱元璋回答：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王允道好心提建议增加国家收入，结果反被“杖之流海外”。
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实录》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