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到内阁的是丁绍轼。
丁绍轼看见韦宝这么早来，有些意外，“韦爵爷，今日要面圣吗？”
韦宝点了点头：“本来就是陛下招我入京的。”
“嗯，不过不知道陛下今天会不会上朝。”丁绍轼道：“要不然你问一下管事太监，看看陛下会不会招你去宫内相见。”
“不问了，能见着就好，不能见着便随缘。”韦宝笑道：“是陛下招我入京，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呵呵，韦爵爷倒是挺有道家风范，可惜现在的主上不是嘉靖爷那儿会了，否则你肯定更加受重用。”丁绍轼微笑道：“走，上我值房喝口茶吧。”
“好啊。”韦宝想都没想便答应了。
对于和丁绍轼这种东林党大臣走的近，会不会引起魏忠贤的猜忌，韦宝现在是不在乎了的。
其实喝口茶，也不算走的多近。
丁绍轼闻言很是高兴，没想到韦宝毫不避讳到自己值房。
丁绍轼自然希望韦宝能靠向东林党，他现在在内阁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了，非常需要一个像韦宝这样的强援。
以韦宝现在的年纪，实在太年轻，想进入内阁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韦宝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同时横跨地方实力派和京官两条线，怎么样看，都能算是非常有实力的人了。
到了丁绍轼的值房，丁绍轼殷勤的为韦宝泡茶。
韦宝笑着东拉西扯，说些闲话，仿佛两个人挺熟络一般。
其实丁绍轼平时是很高傲的，韦宝并没有与丁绍轼多接触过。
两个人通过品茶论道，闲谈朝政。
韦宝尽量避开谈朝政，因为韦宝一来不懂什么，二来不想与人谈这些。
所以丁绍轼尽量往朝政上面引路，韦宝尽量避开，最终谈的最多的还是茶和道。
韦宝对道教挺感兴趣的。
大明这个朝代，也是道教的繁荣昌盛的巅峰时期。
道教的根本信仰是“道”，即“道”的教化和说教，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又是“大自然的规律”。
而道之在我者就是德，所以规定道教徒要“修道养德”。相信修道可以使人永远摆脱尘世的疾苦与烦恼。
在个人修养上，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做到“不自矜”、“清静无为”、“清心寡欲”。
道教追求的理想境界有两种：一是在现实生活中按道教教义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和平的世界。
二是企图通过个人修炼延年益寿厚道成仙。道教的思想渊源还包括古代崇拜鬼神、巫术和神仙方术以及阴阳五行思想。
道教创立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有着重大影响。
要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必须了解道教和它的发展史，所以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同样要研究中国茶文化，也必须研究道教及其思想。
佛、道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是佛教徒修来生，企求死后能往西天极乐世界。
道教徒修今生，盼望长生不老做神仙。
道教徒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注重研究炼丹、气功、医药、养生，所以名医多羽客，寿星出道家。
同时道教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些都和茶的自然属性，品性和功效紧密相关，所以道教徒说茶是“仙草”、“草中英”，因而爱茶、嗜茶。
道教经历了五代战乱，出现了衰微景象。
入宋，道教复兴，出现了两次着重道教热，第一次是在宋真宗时期，诡称人皇九人之一的赵玄朗是自己的始祖，于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
赐24代天师张正隋为“真静先生”。
第二次是在宋徽宗时期，“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废毁”，开封寺院改宫观69所，僧尼改德士，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生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
许多士大夫也信奉道教，北宋晁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与教义修为，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道教独特的服食炼养方式，促进了茶的发现、利用和向民间普及的过程。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义，不仅为中国茶文化注入了生机和灵气，而且是国人饮茶之“道”的最直接的来源。
道教信徒为了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创造了辟谷、吐纳、胎息、导引、服饵等修行方法。
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来，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灵药，其功效自是不同凡响，凡人食之，便可以上通仙灵了。
后来，茶这样一种草木类药饵，在真人道士的服食过程中的渐渐日常化、嗜好化，并逐渐在社会上扩散开来，于是，茶从一种功能性的药物，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
起初，道教服饵以服食金石丹药为主，然而这一类丹药须通过鼎炉炼制出来，所采用的原料以金、银、铅、汞及各种矿石为主，成本非常之昂贵，且服食的风险很大。
草木类药饵则恰恰与之相反，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金石类药饵那样神奇，但是在养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达到可观的效果。
古语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苦苦纠缠于名缰利锁之中，不得自拔。何以解之？
传统道教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