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当然怕死，可是比死更可怕的是，是被当做畜生一般被奴役，工人不像农民，即便在城市里活下去了，他们还能回到城市中，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苟延残喘，无论日子过得多差，他们是有退路的，而工人则不一样，许多工人都是农民的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他们在农村里已然没有多余的土地分给他们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未来势必要在城市里过接下来的生活，而工人则是他们最有可能从事一辈子的职业。
在这个时候，他们退无可退，只要一让步，那么他们未来将继续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工厂之中，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当这种生活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那是真的比死还要可怕的环境，而面对这样的环境，宋朝的工人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着一切。
宋朝工业化的一切财富都由上层建筑独吞，他们这些底层百姓没有获得半分的好处，甚至在生活条件上要比以前还要大幅度的倒退，这种种的变化都加强了工人们抵抗的决心，而杨世成等人的工人运动便是这场大行动的导火索。
正是因为有了杨世成等人的壮烈举动，这才激发起了工人阶级们对于旧世界彻头彻尾的失望，通过这场镇压运动，他们终于彻底看清楚了宋朝士大夫的真面目，在这个世道里，唯有反抗才能有活路，面对这样的处境，工人们又岂会放弃这一次争取权利的机会呢。
最后，赵祯不得不从城外的乾园赶回城内，并找到了赵昕询问了一番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赵昕对于这件事情显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头绪，宋朝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爆发过非常多次，所以在处理bao luan问题上，宋朝无疑拥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可面对工人运动，别说是宋朝了，便是全世界也是头一遭，而对于巷战这种战斗方式，他们也根本从来没有在火器的基础上实战过，在这种状态下，赵祯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采取的也只能是按照农民起义的办法去跟工人们进行对抗。
最后得到的结果便是反抗的人数从六万变成了两百万，这是赵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铁路的出现让各地的交通变得越来越便捷，尤其是对于经济尤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来说，人群的集结若是放在以前或许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便可以将人群聚于一处，这样的速度是农业时代所无法媲美的。
而且农业时代中，城市中的人口往往是十分稀少的，即便是唐朝的长安城，又或者是宋朝的开封城、明朝的北京城，大多人口也就在一百万左右上下，就这个数字，还是包括了郊区的农民以及周围的卫星城市才有了这样一个数字，毕竟对于一个农业城市，一百万的人口无论是管理还是操控，都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更何况现如今数百万人口的都市了，而宋朝又是第一次面对这样规模的bao luan，自然一时之间也是措手不及。
可赵祯这次倒是没有再想要用蛮力的打算了，第一次使用蛮力，便让反抗的人从六万变成了两百万，这要是再镇压，先别说能不能控制住这两百万人，若是再多出几百万来，那宋朝的国库也就差不多要见底了，甚至动摇国本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的宋朝，虽然农业依旧是国家经济的柱石，可是在朝廷的收入已然落后与工业，而两者之间所花费的人工是完全不同的，农业人口现在依旧占据宋朝的绝大多数，大概在七成左右，可他们的生产产值，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产业，大概只占据全国生产总值不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占据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工人阶级，却创造了全国大概百分之五十左右的财富，不得不说，工业在宋朝已然代替了农业，成为了宋朝的支柱型产业，且在出口上也是排名第一，通过大规模的生产符合统一标准的器具，宋朝从海外源源不断的得到无数的财富，工人阶级的力量无疑是十分强悍的。
而现在两百万的工人选择ba gong，这对于宋朝的伤害简直比一路农民全部反叛还要来的大，最直接的便是会导致今年外贸的数字大幅度下降，然后便是关税的大幅度下降，这可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现在的汴京城可是需要大笔的银子投入进去的，若是这个时候缺钱，那么汴京改造工程就必须要停止了，这是赵昕所不希望见到的。
可相比起不赚钱来说，整个东南乱作一团，则是他更不希望看到的，两百万名工人，聚集在以昆山府为中心的诸多大城市之中，一个处理不好，便会酿成滔天大祸，赵昕此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所以对于赵祯的问题他也无法回答。
而此时的朝堂之上，对于这次工人运动的意见也从最开始的一昧镇压开始分裂出了不同的意见，毕竟镇压两百万人，并且还是处在城市区域内，拥有一定组织的壮劳力，使用暴力，这绝对不是一个十分好的选择，而对于意见的分裂，也是必然而然的事情了，其中以和谈派为主，他们主张派出代表和工人协会去协商这次事件的处理方法，先稳住工人们的动作，然后再想办法，这一派将和谈当做稳定的筹码，其目的是为了拖住工人们的时间，以此为契机将这次工人运动从内部搞垮。
这种做法无疑是十分高效且十分有可能完成的，并且这种做法在徐清看来也是作为有效和合算的手段，他从未来而来，自然从历史书上知道世界上曾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