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家的能来便来，不能来我便整顿训练降兵。亦不难有可用之兵。”李来亨有些无奈，也有些鄙夷地撇了撇嘴，说道：“黎尚书要我军配合，打击川东土酋，正好以战代练。”
世居湘、鄂、川、黔边境地区的土司很多。尤以土家族为主。元代初中期，当地少数民族各蛮峒的活动比之以前呈明显加剧的态势，各土酋势力叛服不常。元初的几次叛乱给元朝制造了较大的麻烦，元朝兴师动众才得以平叛。在平息叛乱的基础上，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招抚政策，先后在湘西地区设立了安抚司、土州、长官司等土官职级。
明王朝建立后。在元代土司设置的基础上，对土司的建置、职官品位、承袭、废置、升降、朝贡、征调等，都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土司制度趋于完备。在明朝正式的文武土司职衔中，土家族土司除了永顺土司下辖有三个土州属文职土官外。其余全部为武职土司，包括从宣慰司、宣抚司到安抚司、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的所有土司，均有设置。
此外，明朝廷还在土家族地区的边缘地带及土、汉杂居地区，设置卫所，驻守重兵，加强军事防御。比如，鄂西设施州卫和百里荒千户所。湘西设九溪卫，还有永定卫、辰州卫、黔江千户所等等。卫所设有卫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官员，在土家族地区周围建立莆圈。
明廷在各地交通孔道。设关口，建隘口，以汉官、汉兵屯驻，或以土官、土兵把守。这种严密的军事防御与林立的关隘，不仅可以防止土家族人民的反抗，使其与汉族人民隔绝。实现“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限制。而且可以防止“土司出没”，加强对土司的控制。
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既互相依存，彼此利用，又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土司是“自王其地”的土皇帝，与封建中央王朝在统一与割据的问题上，一直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每当中央王朝新旧交替，无力控制时，土司往往趁机起兵，力图摆脱控制，向外发展，扩大自己的辖区；当中央王朝控制过严时，土司也要起而抗命，反对控制。
满清入主中原后，李来亨、袁宗第、刘体纯、郝摇旗等领导的农民军转战湖广，组成“夔东十三家”，独立抗击清军，土家族人民随之投入夔东十三家抗清斗争的行列。
清顺治二年，十三家攻陷九溪卫，占据慈利县城。顺治三年，李来亨等自归州、兴山攻巴东县砦洞时，酉阳司武生白士眉联合忠路、沙溪各司土兵，攻陷彭水县城，与农民军相互配合。顺治四年，农民军攻陷施州卫，后又相继攻下建始、巴东、鹤峰、利川等县城。酉阳、忠路、唐崖、大旺等司土兵与农民军彼此呼应再度攻打彭水。上自川东，下至彝陵，都为农民军占领。
但有拥明的，便有附清的。比如永顺、保靖的土司彭朝柱便派遣舍把持册，前往辰州清军行营，向清朝统治表示归顺。并于顺治四年，击退明桂王部将王进才、马进忠所部，迫使王、马转移。
顺治十一年九月，李来亨部又进攻保靖，在酉水对岸扎营两个多月，保靖土司彭朝柱之子彭鼎纠集土兵万余人进行抵抗，农民军死伤数千人。顺治十四年初，刘体纯派王光兴部将刘宏昌等带领精锐士兵二千多人，其中“建始人多从之”，从巴东以北横渡长江，昼伏夜行，不到四天到达容美，将抗拒十三家的土司田甘霖全家擒获，后以金银数万作为赎金，田甘霖一家始被释放。
后来，督师文安之几经周折，含辛茹苦潜行群山到达鄂西，深入抗清农民军驻地，“依刘体仁（纯）以居”，与大顺军老将合作，共图抗清大业。当时川、鄂边境的各路武装“众犹数十万”，统称夔东十三家。其中主要是刘体纯、李来亨等领导的大顺军余部，此外还有一些“啸聚山林”的乌合之众，如反复无常的地主武装谭弘、谭诣，一味守土保寨的王光兴等，“各自雄长，不相统属”。更有打着抗清旗号的队伍，却干着扰民勾当。可谓是真伪难辨，鱼龙混杂。
文安之遍巡鄂西山区，“日以忠义激励诸镇，锐意复兴”，除广泛结纳各部首领外。还设法争取世居湘、鄂、川、黔边境地区的容美土司加入抗清行列。
容美宣抚使唐镇邦拥兵自雄，文安之“知其才”，亲临山高林密的白溢寨（今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晓以大义，多方斡旋，因势利导。使其“挈众来归”。又至土司田氏处，温言抚慰，谈诗论文，缓和了田氏与十三家的仇怨。
及至西南兵败，文安之听到滇土尽失。西南边陲易帜，永历逃入缅甸的消息后，沉痛地感到“收蜀以迎跸”的愿望断难实现，忧愤致病，“薨于军中”。
容美土司田甘霖得知其殉难后，饱含悲痛写下了《哭文相国时困巴东作》：炎海瘴江几度深，君恩未报却相侵。经论漫措擎天手，慷慨孤悬夹目心。虎豹重关何处觅。啸吟多句独堪钦！可怜杜宇春来恨，啼向愁人泪满襟。表达了对友人的崇敬与同情，同时也倾诉了自己的家国之痛。
文安之是有明自天启迄永历的“历朝人望”。这无庸讳言。作为南明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他同抗清农民军首领在“扶明”与“联明”的问题上，无疑存有分歧观念。但他的独到之处是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悉心鉴衡